四十年前的196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那一年，作为一个老三届中68届的上海知青，在当时遇到“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形势，我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为了保卫祖国边疆，我们纷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我父亲坚持让我去老家江苏吴县洞庭东山景德堂插队入户。但是我想：兵团是军队的管理模式，又是工资制，相对来讲比较正规，于是就报名去了兵团，甚至为此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断绝关系。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知道他老人家的良心用苦：原来在洞庭东山我们严家是大姓，家谱的排行有32个字：宇昌宗茂  信有明徵  国良家隽  庆衍斯增  崇文振武  尊贤重能  本培而厚  枝发乃兴

我祖父严良煜是洞庭东山景德堂的长子，祖母叶亭玉是洞庭东山另一家大姓叶家的大小姐。而我父亲严家莹是他们俩的长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上海了，而我又是他们俩的长孙，我父亲他希望我能够继承景德堂的产业，可是又没有明确告诉我。然而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景德堂就被我叔叔卖掉了。

1969年4月26日，我们青浦城厢二中共有23人被批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他们是（1）班的顾宽全、周恩亮、王海龙、费永茂、朱义亭、王伟雄、严桂珍和吴宝珍。（2）班的严隽圻、郑锡强、赵 健、袁义发、周平平和陈夏娟。（3）班的沈龙标、吴照根、韩海龙、张炳林、韩华根、阙健雄、龚银芳、张秀秀和卞慧英。我们学校的领队是沈龙标。还有（4）班的郑志强、严隽浩等8人被批准和黄浦区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去兵团1师6团。我们还去锦江宾馆，看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接我们的戴领章帽徽的现役军官，他们还给我们介绍兵团司令员汪家道、副司令员颜文斌、政治委员任茂如和第二政委李少元都是将军，使我们真正感到自己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战士了。当时在学校就讲明已分好了营、连，基本上是按学校分的。我们学校是分在5师54团团直畜牧连。1969年5月10日上午，我们23人和静安区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聚到彭浦火车站，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一路上，大家一起说呀、唱呀，无比兴奋，根本想像不到到兵团后的情景，都认为跟部队差不多。火车足足开了三天三夜。5月13日上午，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四团所在地——克山县。出站后已快到中午时分了。不一会儿看到一些人抬来了好多大箩筐，里面装的是大面包，原来这是给我们吃的午饭，每人发两个。我们刚咬一口，就觉得满嘴酸酸的、干干的，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米饭的上海人来讲，简直比“忆苦饭”还难吃。想起在车上把从家里带来许多好吃的因吃不了而扔掉，心里很难受。看着这酸面包，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实在咽不下，咬两口就扔了，弄得县城里满大街都是碎面包。饭后，我们都盼着快点坐车去连队，但事情又出乎我们所料——领队的说团部来命令了，让我们全部步行去团部。虽然听说有100多里路，我们谁也不能违抗命令呀！我和沈龙标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还都排着队，走着走着就乱套了，一些人走不动了，就开始截车，我们坐了三整天火车，腿都有点肿了，要走这么远的路确实太艰难了！公路上不管是马车还是驴车，不管是团里的车还是老乡的车全都被拦下来，一些知青死皮赖脸地也要坐上去。听说团长的车都被截下来了，一些知青与他的警卫员还发生了冲突。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5月的克山还真有点寒意。我们披上了大衣继续走，也许是团长回去后召开了紧急会议，没多时就派出了许多大卡车来接我们，把公路上的知青都装上了车。但是车是从后面往前面接的，我和沈龙标走在最前面，因此我们是最后才上车的。我们上的这辆车一口气开到了团部。到达时天色已黑，我和沈龙标就住在畜牧连了。第二天（5月14日）一早我们都没顾上去食堂吃早点,便急不可待地跑到了团部学校集合。先是安排我们在教室休息，听说已经派知青代表去找团长谈话了。大家自然而然地找本校同学说话去了。才分别了一夜就好像好长时间没见面似的，高兴得没完没了地说呀说的。没过半小时，知青代表就回来了，只听哨子吹响了，召集我们全体上海知青在操场上集合，听团长讲话。只听见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同志们，你们从上海来到了五十四团，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但你们昨天的行动已惊动了全县，县城里满街都是你们扔下的面包。你们还拦车、扒车，老乡们都有意见了！你们给克山人民带来了灾难啊！现在到了兵团就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命令就是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着又宣布了去各连的名单，也许他们怕我们以后再闹出什么事来，所以把原来已经按学校分好的各学校的人都拆散了，我们学校除了沈龙标留在团部工程连外，都下连队了，顾宽全、韩华根和阙健雄分到一营五连，朱义亭分到一营八连，吴照根分到二营十连，周恩亮、王伟雄分到五营三十连，其余的15人全部分到了二营九连。名单刚念完，全场就喧哗起来，许多同学都抱在一起哭，像是生离死别，依依不舍，难解难分。我是分到二营九连的，但是当天沈龙标让我和他一起住在工程连了。第三天（5月15日）一早，我都没顾上去工程连食堂吃早点,便急不可待地跑到二营九连报到去了，后来听沈龙标说我刚走，工程连就开始统计名字了，如果我不走，也就留在工程连了。但是现在想想如果我真的留在工程连了，也就不会遇到陈家驹老师，我的英语进步也不会这么快，也可能不会成为英语教师。那我的一生经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来到2营9连（后来改为11连）后，由于父亲严家莹和当时台湾严家淦的关系，我受到某些“左派”领导歧视，把我安排到干活最累的农工排。当时我的理想是像老前辈严复那样成为一名翻译家，因此我从到9连的第一年就开始自学我父亲给我的《许国璋英语》， 后来，我的语法学习进步很大，但是听力和口语较差，年底兴凯湖农场的陈家驹来到9连后我才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是由于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境局势紧张。靠近中苏边境的一些劳改农场就把劳改犯和在农场中就业的“劳改释放犯”内迁疏散到离边境远一些的兵团或者农场去。我们团就来了这样一些人。应该说，“劳改犯”和“劳改释放犯”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服刑人员。后者是公民。可是当时中国哪管你这些。“右派”摘了帽还叫“摘帽右派”，剥削阶级被打倒了生怕找不到“阶级斗争”的对象，断了斗争的香火，把这些人的子女统统打入另册，地富反坏右子女不准上大学。资本家的子女不准上重点大学，不准分配好工作，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年青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那时也不讲唯物主义了。也不讲要解放全人类先从本国做起了。总之“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本来到54团的这些人是兴凯湖农场的“劳改释放犯”。确切地说是公民。可是没有人称呼他们是公民，都叫他们是“劳改释放犯”。这些人劳改的原因各不相同。释放后的表现也不太一样。改恶从善的、后悔万分的、老老实实的还是多数，还有许多甚至是我们兵团和农场需要的人才，就像分到我们连的陈家驹和冯宏生等。陈家驹来到9连后，领导安排我们在一起劳动，陈家驹原来是辅仁大学的高才生，他的英语口语非常标准，利用休息的时候，他帮助我练习口语和听力，使我的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提高的很快。

1969年是国庆20周年大庆，当时“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就在10月1日夜里11：30分，我们来了一个紧急集合。大家动作迅速地月下行军，不时传来革命乐观的说笑声，真是“战士笑谈新沙皇，整装待发打豺狼。”夜晚的行军因为白天已经行军一天了有点累，不知为什么脚脖子突然疼起来，但我一直没放在心上，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同志们落下。夜晚的行军，借着月光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团部指定地点前进。队伍没有说话的，只有连首长不时传来命令：“跑步前进…分散隐蔽…”。多么有意义的战斗生活，为今后更加艰苦的战争生活打下基础。行军到三岔路口队伍与其他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后来我们听营长讲才知道：今晚紧急集合是防空降。在首长的命令下我们胜利返回连队驻地，时辰已是后半夜的两点半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因全连吃饺子，就自己借东西包起饺子，我虽然是个上海人，但是很快我就学会了包饺子，大家非常高兴，一直到九点多才吃完饭。那天我还拆洗了被子，直忙到黑天。因此，虽说休息但并没有休息多半天。啊，再见了二十年大庆纪念日，我们伟大祖国开始他更加英雄豪迈的事业！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2营9连（边字510信箱21分队）屯垦戌边的第一年里，我们吃的是实在咽不下去的窝窝头，睡的是能容纳一个排人的大土炕。白天干农活不算，晚上还要紧急集合，趴在雪地里搞军训。就这样我们送走了轰轰烈烈的60年代，迎来了崭新的70年代。

严隽圻写于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