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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请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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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9 15:47: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团长请客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的关于原红五月农场领导班子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材料”。电灯一下灭了,办公室外的走廊也是一片黑暗。“停电了,”来兵团快两个月了,晚上经常停电,团部是好的,有些连队根本没有电,还点煤油灯呢。漆黑的办公室里,只有窗外雪地映进来一丝光亮。我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望着墙上变幻莫测的投影,想着这些天发生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的一阵阵焦躁不安。当时全国正开展轰轰烈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一次掀起抓漏网走资派的浪潮,刚刚被扶植起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又一次被拉下马,重新批斗,痛打落水狗,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全国的政治形势从好不容易得来的趋于平稳局面又从新陷入新的动乱。在这个大形势下,兵团不是世外桃源,当然也不例外。

       原红五月农场领导班子和各连队的主要领导都重新被打倒,代之是各级成立的斗批改小组。继续清算走资派的“罪行”。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农场带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大城市极左思潮。那些曾经在大城市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把在城市里批斗当权派的方法,轻车熟路地用在批斗农场当权派身上,无限上纲上线的极端做法,引发了知青与老职工来自不同城市知识青年的矛盾,造成连队局面一度混乱。好在是农闲时期,“斗批改”运动并没有给农场生产有太多的影响。
刘团长率领刘玉田和张德山两个股长进驻红五月农场后,掌控了农场的一切权力。我因为在机关斗批改小组工作,现役军人入驻后,被分配在刘股长手下。刘股长下车伊始,就责令我必须在尽短的时间里写出一份原红五月农场主要领导刘树普(原党委书记)顽固不化,死不改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材料。几天来,我翻遍了所有原红五月农场在文革中有关揭发他的文字材料,又召开几次老职工揭发座谈会,并召集两次面对面的积极分子批判会。老职工对无休无止批判会很是反感,会上不是沉默寡言就是老话重谈,甚至有意无意地为原场领导班子评功摆好,没有一点新鲜东西。说心里话,经过对材料的反复研究,和几次揭发会反映的情况分析,原红五月农场党委书记刘树普、场长焦德祥,根本不能算是走资派,像在城市当权派身上普遍共有的问题,如贪污腐化,多吃多占,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生活作风问题等,他们一条也没有。

       刘树普早年是儿童团团长,早早就参加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党的干部,来红五月前是牡丹江农场的党委书记,到红五月农场后,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平易近人,历史上没发现任何污点。焦德祥场长是个大学生,工作有谋略,有计划,但不平易近人。来的时间不长就调到别的农场去了,也没发现历史有什么问题。对这样好干部非要打成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情与理都说不通。可当时面对全国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大环境,当时的逻辑是;凡是领导干部当权派就是走资派,是走资派就必定是顽固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套逻辑演绎的结果是“洪洞县里无好人”“顽固不化,死不改悔走资派刘树普罪行材料”这个题目就是刘股长亲自拟定的,上指下派,官身不由己,我知道我这个小人物扭转不了乾坤,心里再不情愿也不敢不写。我不是勇士,也不是反潮流的战士,更清楚自己“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青年来兵团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我这个大学生是来接受改造的。头上悬着一把达摩斯特剑,时刻有被斬首的危险。当时,解放军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原农场领导班子是代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役军人的指示借我个胆,也不敢不服从。可真要按刘股长定的调子去写,把一个忠于党的好干部硬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又于心不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怎么办?何去何从,叫我一筹莫展,现实与良知在我内心互相争斗,心急如焚,如同刀绞。黑夜像一双巨手紧紧扼住我的喉咙,叫我喘不过气。

       电依然没有来。透过模糊的窗户,看到街对面的团部商店窗户里露出的微弱烛光。心想,干等也不是办法,不如去商店买几根蜡烛,趁夜深人静争取把材料写完尽快交差。我戴好帽子,披上棉衣,冲到屋外。北大荒的天气可真够冷得邪乎,零下40多度的气温,空气仿佛都被冻僵了。狂风卷着雪花,形成无数漩涡,沿着团部前面的大道嚎叫着向前扑去。在团招待所房根下,漩涡卷起的雪花飞起一丈多高,其架势,仿佛要把房子连根拔起吹到天上去。挂满树挂的道边树随着狂风摇摆着笨拙的身躯,裹着厚厚冰溜的电线不堪重负的低低地垂向地面。是不是沉重的冰凌把那根电线压断了,才导致团部停电?墨黑的乌云像一团巨大的铅块重重地压在团部上空,月亮,星星全部不见踪影。远处的团办公室,俱乐部,招待所孤零零撮在雪地里,没有一丝亮光,死气沉沉的,唯有招待所烟囱冒出淼淼黑烟显出一点活气。远远看去,像一座被人遗弃的鬼蜮。难道是老天爷与严酷的政治形势相互照应。我端着肩,缩着脖,紧裹着棉衣,跌跌闯闯地向团部商店跑去。单薄的棉衣根本档不住北大荒寒风的侵袭,风卷起的雪花直往脖子里贯。我可真真切切领会到寒风刺骨的含义了。

       我买了蜡烛回来。突然,看见有一行人;打着板,敲着盆,一边走一边喊:“团长请客啦,团长请客啦!”时而发出“嘎,嘎,嘎”的笑声。在死一样寂静的广场四周,这喊声,敲盆声和笑声格外刺耳。虽然我没看清是什么人,但我从喊和笑的声音里听出这几个人是谁;有政治处的小邓,大张,小赵,还有司令部通讯员和另一个男青年。这使我猛然想起,今天晚上是团长等现役军人在招待所餐厅宴请来看望他们的部队战友,这些人是刘股长安排为团长宴请战友帮厨的。招待所餐厅春节以来一直没开伙,盆朝天碗朝地,春节前会餐剩下的残羹剩饭都在盆子和盘子里,冻得棒棒的,餐厅像冰窖一样冷。我是因为材料压身才没去。“干点活就干点活,乱喊什么,真瞎胡闹,这不叫团长难堪吗?”我边走边嘀咕回到办公室。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干了一下午,累得够呛,到饭菜准备好了,饭也没管一口就被请了出来,他们心里有气,就上演了这一出。

       下半夜,电终于来了。天快亮时,我总算把材料写完了。综合已有的材料和会上大家的发言,我把原红五月农场当权派刘树普所谓的“罪行”归纳以下四个方面:一,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事实是在农忙时用生产挤掉雷打不动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间;二,推行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罪行”,提出农场多打粮就是最大的政治。(当时最大的政治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三,金钱挂帅,物资刺激,提出“小鸡不下蛋,就得拿粮换”是在农忙时工作突出的职工发点印有先进工作者的背心和茶缸;四,欺压职工比地主老财资本家还厉害。具体的罪状是;在麦收,豆收最忙时组织工会和机关干部往拖拉机里扔包子,送水,不叫拖拉机驾驶员休息,等等。看着写好的材料,心里十分纠结。这个材料上报到兵团,兵团真要依据这个材料把刘树普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岂不是成为毁灭刘树普政治前途的刽子手,至少也是刽子手帮凶。但我又心存侥幸;我写的这个材料帽子挺大,可帽子下面的事实并不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即使思想再左的人也无法凭借这个材料把刘树普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写好的材料交给刘股长。刘股长顺口问我昨晚喊团长请客的人都有谁。我撒了个谎说;“昨晚我一直在办公室弄材料,没出去过,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刘股长给我讲了昨晚事情的大致过程,愤愤地说:“这绝不是小事情,是向现役军人示威,是旧农场与新兵团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我一定追查到底。”听了这番话,我不仅为这几个小青年捏一把汗,这件事真要上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高度上来处理,昨晚喊口号人的命运怕是凶多吉少。

      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实在不高。不忍心看着这几个小青年遭到大难,依仗着这些日子自己和现役军人一块工作比较熟的条件,自作主张地找刘团长想为她们说情。从刘股长办公室出来,路过团长办公室,看见团长办公室门开着,团长气哼哼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想团长一定为昨晚的事情生气。我走进屋,没等我开口,团长就对我说;“我请战友吃饭,是我从自己兜里拿100元钱,没花公家一分钱,她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时的100元钱可不是小数目。)我说;“她们可能是昨天忙活了一天(其实是半天,我有意说是一天,以博得团长的恻隐之心)累得够呛,又没吃上饭,心里有气,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愚蠢的行动。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让你在老战友面前丢了面子,给我们兵团抹了黑。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一定要狠狠批评教育他们,叫他们深刻检查,引以为戒,绝不允许犯这种错误。”我看刘团长的脸色略好一些,得寸进尺地说:“能不能念在他们都年轻,就不要在行政上给什么处分了,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处分,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团长沉思一会,脸色渐渐和缓下来,说:“处分可以不给,可必须批评教育,太不像话了。”团长对昨晚的事确实很生气,可能也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当事人。听了我的话可能觉得有点道理,就答应不给这些人行政处分了。可两个股长不干,说这是一起向现役军人挑衅,是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一定要严肃处理。团长坚持不给这些人行政处罚,只给批评教育写检查,,两个股长也不好再坚持。

       刘股长知道我在团长面前替这些小青年说了情,很是不高兴。叫我到他办公室,把我交给他关于刘树普的材料狠狠摔在我面前说:“你写的什么玩意,凭这个材料兵团能批准刘树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我知道他是特意找茬,不耐烦地回答:“所有揭发的罪行事实就这么多,我全写进去了。没有的事,你不会叫我胡烂编吧!”这个回答气的刘股长脸色一阵阵发青,半天没说出一句话。从此,我便在刘股长那里失去信任。不久,我就从司令部调到政治处。刘股长找大批判组的刘允州和杨扬又从新写一份材料。拿到我面前说:“你看看人家写的,这才是有分量的材料。”我认真看了看,事实还是那些事实,只不过加进去一些文革中流行的上纲上线的词语。后来刘股长逢人就说;“大学生还不如上中学生有水平。”刘允州为此赠我个外号叫“港督”

       刘股长不知从哪一个小青年那里得知那天晚上的参与者,这几个人立刻被停止了工作。大张,小邓,小赵不久被调出五十三团。司令部的两个男青年也被下到连队。不知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老农场除了业务性强的如生产股,财务股的人留下外,其他的行政人也从团机关逐渐消失。原农场团委书记陈学福被下派到四连当指导员;原场部杨秘书被下派到十四连当指导员;原场办保卫科许干事被下到团部商店当指导员;原组织干事老刘下到连队;原管人事的小邓(男)去了银行。一时间,原农场的大部分老人离开团机关。
小邓(女)是60年代从山东来的支边青年,因表现突出被提了干,在原农场担任场妇女主任,兼场工会妇女委员。大张是从牡丹江农场来的,在原农场工会和团委做干事,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的,非常泼剌。她们刚同原政治部主任经国良从别的农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战场上撤回来,就赶上这事,可也算够倒霉的。小赵平时挺文静的,那天不知怎么也参与进去。两个男青年可能觉得好玩,跟着起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高压下,他们不知道政治斗争多么残酷,玩笑地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在人生路上栽个跟头。在严酷的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多少无辜者被冤枉,受到牢狱之灾,多少人被迫害致死,比起这些人来,她们还算幸运的。

       我侥幸没参加这次活动,能写点材料,对现役军人还有点用。否则我这个直筒脾气,又遇事好打个不平,认为正义的事情,不管领导不领导的都敢顶创,早就应该被踢出团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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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31 09:07: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你这儿看到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见识了。极左路线在部队里也很厉害,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事就可以证明,团长请客的事的处理,也是如此。我们因为离团部较远,尽管我也是连队斗批改小组组长,对团部的事,鞭长莫及,一点也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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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31 13:39:30 | 显示全部楼层
     68年末,我到五十三团报到,接待我的小邓说:"兵团马上成立,你的工作待现役军人来了再安排。现在斗批改小组帮忙。”机关斗批改小组组长是放电影的老潘,什么也不管,其他成员也不出头,开始,我负责给大家念文件读报纸。后来又接待连队来上访人员,到出事的连队处理纠纷。甚至为师部下达的任务拿主意。不自觉地成为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其实是其他人谁也不出头,我刚来,不知深浅,又有点工作热情。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现役军人一进驻,就立即进行肃清原农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似乎不把原农场主要领导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役军人的权威就树立不起来似得。“不破不立”当时就流行这个,全国都处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解放军更胜一筹。不过景政委和刘团长还是比较讲政策的。组织股的刘股长就比较左,团委研究批准连队报上来待批的团员,凡是出身不好的他一律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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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 21:27:4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你说的刘团长是刘长发吗? 知道他现在哪里吗?在找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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