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回望
张持坚
题记：张持坚是我的好朋友。最近，他让我先睹为快他的一篇小作《温馨的回望》。阅后，我想了很多：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不断进步？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是谦虚，二是感恩。文章字里行间反映了张持坚的这种品德。感动之余，我就想到了让大家分享！——夏志芳
下乡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年轻人理想的翅膀并没有被折断，在田野里、火炕上、梦境中，我仍想象过自己今后会怎么样，可再怎么有想象力，也绝不会想到当一名新华社记者，因为它离我很遥远，我对它很陌生，甚至连新华社是干什么的也搞不清楚。然而事实正是：我从北大荒那片土地走进了新华社记者的行列。
记得第一次见到实实在在的新华社记者，是在1976年的夏天。说“实实在在”，是因为那时在报纸上只看到“新华社记者报道”的字样，并无记者的姓与名。当时我在下乡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团当新闻干事。那天通知我别出门，说有新华社记者来访。新华社记者到我们团，这可是第一次。由于地处偏僻，通讯不畅，电话断断续续，因此获得的信息不完整，没法到几十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接。直等到下午一点来钟，一个从拉煤的卡车上跳下来的高个子壮汉，站在了我的面前。他憨厚地笑着，把介绍信递给我，说：“我叫杜奎昌”。我忙领他到食堂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剩菜。他说，他计划以“当年红卫兵，今日新农民”为题，写一篇反映下乡知青事迹的通讯。在收集素材时，在兵团办的报纸上看到五十团十连上海女知青林诚晖热爱养猪的报道，想见她本人，到实地作进一步采访。我说我从上海下乡就分在十连，和林诚晖很熟，那篇报道就是我写的。
采访很顺利。但已没有回哈尔滨的火车了，杜奎昌住了下来。我自然不会放过这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便拿出一叠稿件请他指教。
没想到的是，杜奎昌回到黑龙江分社后，向社领导推荐了我。当然我并不知晓。
一年后，我调到兵团报社工作。在赴兵团所在地佳木斯报到的途中在哈尔滨转车，有几个小时的间隙，便到离火车站不远的黑龙江分社找杜奎昌。他一见到我，就问：“你干什么来了？”我说了调动工作的事。他忙说：“我已经推荐你到分社，领导已挂上号了。可你这一调动，分社马上调你怕不合适，看来你得在兵团报社工作一段时间再说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尽管不知最终结果如何，还是让我的心暖暖的。我知道我的条件并不好，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下乡了，而新华社人才济济，要不是文革，大学停办，哪会从社会上招人呢。再说，那时人员调动非比现在，一个下乡知青要入户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新华社想到了我……
社会在逐渐恢复正常状态，媒体也恢复了记者署名。我在《兵团战士报》、《黑龙江日报》等媒体发表了一些报道。1979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整版刊登了我写的六个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二十多年艰苦奋斗在北大荒农场的长篇通讯，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隔了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位置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和编者按，新华社也向国内外播发了通稿。这些，杜奎昌和分社的领导都予以了关注。
入秋后的一天，我接到电话，说分社社长孙铭惠到佳木斯，约我谈话。谈话的情景清晰如昨，孙铭惠的爽朗、大气、干练和对年轻人的关爱、提携之情，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坎里。不久，我告别了工作两年的兵团报社，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当时分社主管报道的是副社长李惠民。他带我下去采访，帮助我尽快熟悉新华社业务，进入角色。闲聊时他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分社文革搞得人与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你不要介入，什么也不要管，就一门心思搞报道。”我很听得进。我清楚，就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资本，唯有集中精力把工作搞上去，不辜负新华社对我的信任；就国家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切都要从过去“极左”的那套转过来，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责任很重，新华社记者肩上的担子很重，不全身心地投入，是担当不起来的。因此我按照李惠民的话去做，整天沉浸在采访和写作之中，忙得不亦乐乎。
过了些日子，李惠民对我说，你拿的还是农场的工资，太低了，把你提起来才能提高你的工资。我忙说，我来的时间不长，提我不合适。李惠民没吱声。又过了些日子，他对我说，省里给了分社一些涨工资的指标，我们研究了，给你涨两级。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因为已有很长时间没涨工资了，此次涨工资的指标又很有限，只有少数人能涨，却一下子给我涨两级，这个“非常之举”令我深受感动。
1981年新华总社照例要召开国内工作会议，但此次会议有项改革，参加会议的除各级领导，还请了一些记者代表，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开，人们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始得到释放，但路怎么走，没有现成答案，需要摸索，因此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华社怎样适应这个新形势，通过新闻舆论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中，我讲了到新华社工作的体会，主要是只要深入下去，到群众中，到实际工作中，就会发现新鲜事，感受到干部群众中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就会汲取到营养，丰富思想，产生激情，就会有写不完的东西。没想到，担任会议联络员的国内部农村组组长陈大斌把我的发言整理后发了简报；接着又通知我到大会发言。我怎敢“班门弄斧”，我讲的东西太浅显了，只是一个初入门者的点滴感受而已。可几番推脱未果。我想之所以让我发言，是因为文革造成的“断代”，使得新华社年轻人很少；而文革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清除，一些人还心有余悸，思想还放不开；社领导想用我这个没有包袱的“初生牛犊”的“冲劲”和“激情”来活跃新华社的报道氛围。那天，时任社长曾涛、副社长穆青、国内部主任杜导正等都出席了会议，诸多前辈给予了我很多鼓励。
之后，我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和第一批晋升主任记者。
1990年郭超人副社长到黑龙江分社调研。临走的时候找我谈话，说分社的同志都推荐你担任主管业务的副社长，认为你适合这个岗位，你有什么想法？当时我正在设法往南方分社调动，觉得从下乡算起在黑龙江呆了二十多年了，想到离老家上海近一些的分社工作。郭超人说，现在黑龙江分社需要你，你应该在这里发挥作用。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想好了给我来封信。我很犹豫，我私下联系的调动已有所进展，但组织把信任放在了你的面前，怎么办？思虑再三，到了第29天，我回了信，就写了一行字：“服从组织安排”。不久，我走上了分社采编主任和副社长的岗位。
那些年，新华社陆续进了不少年轻人，像我一样，大家都心情舒畅，意气奋发，活跃在采编第一线，都感受到了新华社这个集体的温暖和风正气顺。
我调到分社的时候，杜奎昌调回了他老家的云南分社；以后，孙铭惠和李惠民先后调到辽宁分社；我也调到了上海分社。相隔远了，见面不便，但彼此的心相通，彼此的情况都知晓。后来我到上海证券报工作，利用出差的机会，先后在昆明看望了杜奎昌，在沈阳看望了孙铭惠夫妇和李惠民夫妇；又在上海接待过杜奎昌和孙铭惠夫妇。当我说起调到分社和在分社工作的往事，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几乎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那是你自己努力”。每每听了，心里总会感到有股热流涌动上来……
人生关键就那么几步。我庆幸自己在那“几步”的关口，都遇到了“贵人”的引领和相助。要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之路会怎么样。
回望至此，该告一段落了，但觉得还有两件事应该记下来。一件是八十年代中，黑龙江出版社要出我一本新闻作品的小册子，书名是“写在黑土地上”。我给社长穆青写了一封信，请他题写书名。信发出后，感到事情做得“毛糙”了：一个小记者的一本小册子，怎能去打扰穆青这个大人物、大忙人呢？心便不安起来。可过了没几天，一封印有“新华社办公厅”字样的信封摆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拆开一看，里面是穆青书写的横的和竖的“写在黑土地上”的字条各3幅。我一时愣住了，想起信里竟忘了告之书名为横写。穆青为我着想，考虑周全，横的和竖的都写了，还各写了3幅，以供选用。逐一抚摸着穆青清秀的字体，想着这位老领导、名记者对后生晚辈如此真诚地关切和厚爱，真是感慨系之，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还有一件是1994年初的一天，在总社，郭超人社长见到我，便问：你怎么没有申报高级记者？我说，我在分社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知道该不该报。他说，你早该报了。回去就把材料报上来。不久，总社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了我的申报，聘我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时间飞快，一晃，我这个当年的下乡知青已六十有三了。静下心，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路走来帮助过自己的人，心里便充满暖意，便有一种洋溢着幸福的感觉。令人痛惜的是郭超人、穆青、孙铭惠已先后远行天国，尽管如此，他们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微笑着看着我，说着关心我的话，一切宛如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