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高培远

        高培远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老实巴交不会来事儿，由于她体胖，行动迟缓，在农业排干什么都跟不上趟，没有办法，后来就被调到家属排，和老娘们儿们一起侍弄菜园子了。

       高培远太平凡了，想写写她，竟想不起她曾有过什么故事。这么多年，只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

       那是1971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们几个女孩坐在宿舍的炕上做针线活。穿了两年的棉衣早就油哧麻花脏兮兮的了，大家学着自己拆洗自己缝。

        春天的阳光照进窗子，金红色，暖洋洋。我在絮棉衣，华在我旁边全力以赴地对付她的棉袄领子，洗的时候她没有用线把领口缠上，现在领口大出来好几寸，和领子怎么也缝不到一起。高培远正在绗她的大棉袄。我们有一嗒没一嗒地聊着，都想着自己做好了棉衣就给家里写信，告诉妈妈我们已经会做针线活了。

       凤儿越缝越起劲。这小丫头，平时说话娇娇的，嗲嗲的，今天显得气足得很。

    “我的棉裤马上就要缝好啦！一会我就给我妈写信，告诉她这棉裤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她管保不信！她要是不信，我冬天回家的时候就穿回去，让她亲眼看看！”说着，她用牙咬断线头，“噢——完工喽……”她欢呼着，兴奋地举起裤子，突然没了声音僵在那里。

       我们朝她的手上看去——那是一条奇怪的裤子，是一条有着长长的裤腰的大棉“裤衩”！原来，她把两条裤腿缝合在了一起，而把裤腰分成了两条筒缝上了。我们“轰”的一声笑了起来，趴在炕上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凤儿还举着那条“棉裤衩”，她的眼泪也出来了，是“吧嗒吧嗒”掉下来的。和眼泪一起流下来的，是鼻子里的血。天，这孩子真上火了！

        见到凤儿急得流了鼻血，我们也一下慌了，急忙跳下炕，有的拿盆去打水，有的找毛巾，我急得从棉衣上扯棉花。正手忙脚乱的时候，高培远喊了声：“好了，不流了。”

       原来，在我们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高培远象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弄来一块小石子，迅速地卡在凤儿的耳朵上，一下子就把鼻血止住了。太神奇了！神奇的不仅是那小石子马上就能把血止住，还在于平时有些木讷的高培远这个时候比我们都镇静，她临阵不乱，迅速地想出了办法，更在于傻乎乎的她有着比“聪明”的我们更多的生活常识。

      人不可貌相。心地善良的高培远，让我看到，一颗淳朴的心是多么可爱。

        回家的日子自然是兴奋、温馨、快乐和幸福的，但是还没有容得我们好好地品味，甚至是刚刚感受到这久违的幸福，12天的假期就象眨眼一般飞快地过去了。我们重新踏上了归队的旅途。

        火车喘着粗气，拉着我们“吭哧吭哧”地跑了两夜一天，终于在齐齐哈尔停住了。满脸煤灰的我们东倒西歪地在不大的候车厅寻摸半天座位，最后只好在一个旮旯找了块空地，一屁股坐下来。在这里我们还要等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坐上去拉哈的小火车。

        高培远胖，所以显得比我们还累。她看到周围的老乡有躺在地上休息的，也学着他们，摊开自己带的凉席铺在地上，躺了下去。我拽她起来，说地上太凉，会生病的，她却挤挤眼睛，下巴一扬一扬地说：“没事，没事。”居然很快睡着了。谁知这一睡，竟是她厄运的开始。

      7月1号回到连队，高培远开始觉得半身发凉，有些麻木。挺了几天挺不过去，又增加了头痛。于是就到团部医院去看病，医院查不出毛病，给开了点止疼药又打发了回来。就这样折腾了两次，她住进了团部医院。

      我们这帮没深没浅的小屁孩儿，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隔了几天，结伙去医院看望她。

       高培远瘦了，看起来很虚弱。但脸上还是挂着憨憨的笑容。她告诉我们她没事，就是头疼得厉害，吃止疼药也不管事。医生们还呲儿她，说头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都很生气，可是不知道怎么去和医生们理论，只好劝她别着急，安心养病，然后离开了团部医院。

      过了几天，听调到团部的人说高培远的病还查不出来，也不见好，头疼起来“砰砰”地撞墙。

        我们找到医生，要求马上给高培远转院。大夫们似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答应第二天把她转到师部医院。

        连里给她家拍了电报让她的父母来办后事。为了让她的父母最后看她一眼，连里在宿舍南边远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把高培远的遗体停放在里面，由于天气还很热，又弄来一些大冰块放在里面降温。高培远就躺在那里，等着和父母重逢。这一天，是8月1号，是她从北京回到连队整整一个月的日子。

       高培远是个小人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是小人物也是人，应该有尊严地活，也应该有尊严地死。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在她住院的时候、头疼的时候，她会多想爸爸妈妈，多么希望能在妈妈的怀抱中；她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孤独、恐惧和绝望，她自己知道她就要死了吗……

       团部来人和连队干部紧急磋商如何接待高培远的父母，如果他们提什么要求，连里该怎么回应，预定了几种方案。

        可是他们没有。面对已经发出微微气味的女儿的遗体，他们没有扑上去，没有大哭，甚至没有流泪。他们只是低着头，听连长和指导员介绍情况，偶尔低声应答着对方的一些问题。想象中的哭闹和要挟根本没有发生。

        很多年以后我也做了母亲，一次，当时只有四五岁大的儿子搂着我说：“妈妈我爱你！你永远不能死，你如果死了，我也不活了。”然后他又接着问我：“妈妈，如果我死了，你会死吗？”那时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血肉的联系。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孩子没了，妈妈人不死心也会死了。

      连队南边三角地里，又多了一个新坟。新翻上来的土，散发着青草的气味和油黑的光。这是第二个知青的坟，另一个坟堆里躺着的，是那个刚来了一个月便被人开玩笑地一拳打死的上海男生。这一男一女两个知青，他们的生命从此便被永远定格在了18岁，永远地融入了这片黑土地。当年，我们实在太年轻，不知道死神其实离我们很近；我们实在太幼稚，不知道生命其实就是这样脆弱。

      高培远的父母要回北京了。他们不哭不闹的态度让准备迎接“挑战”的团、连领导出乎意料，也许还稍稍有些泄气。但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相对好的结局了。于是，连里给他们装上了好多黄豆、瓜子、南瓜等等，送他们上了火车。

       2004年8月，我和几个哈尔滨、上海的知青回到连队。来去匆匆，竟没有找出时间看看高培远，这成了我心头的一个遗憾。2010年秋天，听许多“返乡团”的战友说，19连整体并入了15连，原来的知青宿舍和老战友们住的地方都已经被夷为平地，19连在查哈阳农场的版图上彻底消失了。听到这些，我不禁又想起了高培远。如果说“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那么“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悲剧中的一幕。而对于高培远和与她同样的那些孩子们，这却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十八岁的人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匆匆而过，在2010年，他们被抹掉了在地球上的最后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