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山
——亲历五十团采伐
田中人
知识青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农垦战士，可不少人却曾有过上山伐木做林场工的经历。
在我的记忆中，知识青年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七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冬季都组织上山。在五十团，上山的少则百余人，多则超过三百人，其中，知青占相当大的比例。
我在跨度6年的时间里多次参加上山采伐，进进出出大小兴安岭的多个林场，多侧面、多层次地学习、积累了林木采伐的知识和经验。
优势互补 农林两利
农垦（兵团）和林业是两大独立的产业系统。是什么原因让它们结缘并长期合作呢？在计划经济年代，说起来复杂，其实又很简单：兵团建设急需大量木材，国家计划满足不了；林场由于某种程度上的劳力不足，完不成国家下达的木材生产任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原有农垦系统基础上组建的，原有的房屋建筑条件就差，从一九六八年秋天开始，连续三年大批接收安置城市知青，房屋紧张的矛盾就更加突出。解决建房问题刻不容缓。那时兵团盖房子，几乎是清一色的砖木结构，门窗是木制的，为适应高寒地区防寒需要，窗户还是双层；房顶除了最上面挂瓦外，屋架、檩条、望板，瓦楞、灰条等全都用木材，所以单位建筑面积的木材用量很大。五十团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团，当时每年要盖一万平米的房子，需要木材一千多立方米，而国家分配的木材指标，不足需要量的百分之二十，缺口很大。
林场方面，由于正值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泛滥。加之林场地处偏远，分散作业，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又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致使国家下达的木材生产任务无法按期完成。
为解决产需矛盾，省主管部门让兵团承担一部分木材采伐任务，以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给林业部门的生产计划；再以兵团完成的采伐数量为基数，按比例分成，给兵团增加木材指标，解决急需。伐木作业主要在冬季，此时正值农闲，在劳动力和生产设备的调配上，农业与伐木的季节正好是互补的，兵团方面可以抽调冬季相对闲置的人力和机械设备用于林木采伐。再有，兵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完成阶段性急、难、险、重任务具有一定的优势。
几次上山 多种体验
采伐指挥部后勤组
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三年四月到牛耳河采伐。
牛耳河隶属牙克石林管局，地处大兴安岭西坡的北部，铁路牙林线的北端，距当时最北面的终点站满归仅几十公里。满归再往北进入无人区，几十公里之外就到中苏边界了。
这次采伐会战阵容强大，王英武副政委担任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组：作训股股长周知能、宣传股股长胡满高、营房股股长韩树义分别担任生产指挥、宣传、后勤三个组长，从机关抽调多名干部分别参加几个组的工作。三个营各成立一个采伐连，由一名营级干部挂帅，共三百多人参与这次采伐会战，人数之多为历次之最。全团共抽调十五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六台解放卡车和一台嘎斯汽车，机械设备配备数量之多，也是历次之最。
我被安排在指挥部后勤组，负责整个采伐队的物资供应和生活保障，具体包括汽车、拖拉机配件、燃油、伐木专用工具及耗材的采购供应；粮、油、肉及部分副食品的采购、运输、发放；工资发放；财务结算；伤病员的救治和转移等。这次上山基本上是在指挥部，偶尔有机会到到山上作业点去提供服务并了解情况，未直接参与山场的采伐作业。
一百五十多天的连续会战，共生产原木三万多立方米，盈利二十多万元，是五十团采伐史上完成任务最出色，经济效益最好的一次。同时，按15%的提成比例，团里得到了4500立方米的木材指标，从根本上缓解了木材短缺的状况，为五十团基本建设黄金时期的到来提供了物资保障。
牛耳河采伐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2年，到处都在批判右倾思潮，在高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年代，指挥部领导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果断地实行了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分配方案，把个人所得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挂钩，极大地调动了采伐会战人员的积极性，从制度上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按劳计酬的做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在当时是要有相当的胆识和魄力，是冒着很大的决策风险的。
在这次会战中，涌现出一支全部由女青年组成的肩杠班，承担山下储木场的归楞任务。风雪中，女杠姑娘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高高楞堆的跳板上，成为茫茫林海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凡从事过林木采伐的都知道，抬木头是一项相当危险的重体力劳动，历来是由男人们完成的。女杠姑娘们打破传统、挑战自我的举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知青表现出的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在强调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今天，恐怕不再提倡女杠，但当年女杠姑娘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尊重和敬仰。她们是知青的骄傲。
身先士卒扛“小肩”
1974年冬天，我到伊春翠峦，再次参加上山采伐。
和上次到大兴安岭林区不同，翠峦地处小兴安岭林区。由于气温、降水、土质等诸多自然条件的差别，大小兴安岭树木的种类和木材材质有很大的不同。大兴安岭的树木几乎是清一色落叶松，约占全部可采伐树木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其余少量的桦树、杨树及一些灌木；而小兴安岭的树种极为丰富，仅松树就有红松、白松、落叶松、臭松、樟子松等好几种。其他还有椴、杨、桦、柞、榆，水曲柳、黄菠萝等等树种。我国北方用材林的树种，大部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可以说是一座森林博物馆。材积上，胸径超过40厘米的大树，在大兴安岭很稀少，而在小兴安岭随处可见。伊春这里还生长着一种叫白丁香的灌木，木质细腻、软硬适度，加工成茶叶罐不仅外观精美，且伴有清香。当年在这里采伐兵团战士，大都选择此物作纪念品，有的还将其保存至今。
这年的秋天，我在二营砖厂担任指导员。翠峦采伐开始时没有派我上山。后来，团里派增援部队进山时，决定由团工程连指导员冯福江和我各带本连队的部分人员，连同来自八个农业连队的八名拖拉机手，共同组建一个新的连队，我任连长冯任指导员，在山下储木场负责卸车和归愣。此时距大部队上山，已经晚了一个多月。
我们上山不久，这个连队的任务调整为由林业局负责，于是，一个短命的，仅存在了一个多月的增援连队便被撤销。大部分人员下山回家，而我被指挥部留了下来，担任二营采伐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一次我终于名副其实的上山了。
刚到山上的时候，二营任务吃紧，制约全局的环节是山中楞场，我选择此处蹲了下来。这个环节承担的任务，是将集材拖拉机拖下来的原条截成圆木，再将园木抬至与装车爬杆对应的位置，最后装车运往山下。
那里最苦的活当数抬木头。由于劳动强度大，伤号比较多，有时八人一套肩杠都凑不起来。哪里最危险、最艰苦、最关键，领导就应该出现在哪里，这是部队的光荣传统，于是我就到这里第一线充当了替补。由于我习惯于左肩抬，属于相对短缺的“小肩”，几乎每天都能找到一个正选的位置，而成为超级替补。就这样一口气抬了六十多天“小肩”。一根六米长、直径42厘米的圆木，体积正好是一立方米。刚伐倒的树木，含水量大，比重接近1，这样一根木头的重量约2000斤。八个人抬它，平均每人分担250斤。再加上地面坑洼不平，脚下积雪湿滑，肩杠压在身上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当年我身体条件不太好，虽然没有什么病，但比较瘦弱。一段时间下来，浑身像散了架，喘大气、大声说话肋软骨都痛。随着生产形势的好转，完成任务大局已定。临近下山的时候，终于找到机会深入密林，尝试体验伐树和集材等工序的劳动，感受一下参天大树被放倒的快感和跟在拖拉机后捆木的惊险。
翠峦采伐期间，三名知青用简单的伐木工具和一把匕首杀死了一只棕熊。和熊瞎子斗智斗勇、惊心动魄五六个小时，成了这年山上采伐的一段美谈。
踏察林场 签采伐合同
这次是1976年年底，大约是在11月末。团领导让我陪同周副参谋长去加格达奇接受新的采伐任务。
临行前，团领导向我布置了去林场签采伐合同的任务：你拿主意，周副参谋长拍板。接到这个任务，我一头雾水：我毕竟只是一名普通机关干部，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由我拿主意。再仔细一想，这年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整体改制为国营农场。从下半年开始，现役军人陆续返回部队，团一级领导成员和机关管理人员都发生较大变化，专业管理干部有点青黄不接。再者，可能是我参加了两次上山采伐，并且在机关分管伐木的日常工作，我这“二把刀”已经算个懂行的人了。
接受任务以后，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耽搁和懈怠，乘火车深夜赶到达加格达奇，连夜领到任务，天亮便去“踏察”，实地考察作业山场。具体工作主要有两项：首先是搞清可采伐树木的蓄积量和现场作业条件。所谓蓄积量，通常以1公顷（一万平方米）范围内可采伐树木的数量。对于采伐作业来说，蓄积量越多也好，少到一定的限量会造成亏损。仅有合理的蓄积量还不够，还要察看山坡的陡峭程度和地面的平整度，以保证放倒的树木都能运到山下。同时，还要选择一块适合队伍安营的地方，水源是最主要的条件。
我们在林业技术员的陪同下，来到松岭林业局某林场，徒步走进密林深处。冬季，大兴安岭的积雪一般有二三十厘米厚，深的地方超过膝盖，有的甚至达到胯部。坑洼不平的地面被积雪覆盖着，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非常吃力。我们早上九点多进山，连续不停的走了六个多小时，返回可以乘车的地方已将近下午四点钟，筋疲力尽。
这片山场的情况不理想，就森林资源看，同处大兴安岭西坡，南部的加格达奇不如北部的牙克石，更无法与小兴安岭的伊春相比。这样的踏察结果，我拿不定主意，参谋长也无法拍板，只好下山回团请示领导。
就在团里对林场选择进退两难，准备没有肉吃，骨头也要啃的时候，得知55团和松岭林业局环宇林场还有一份合同，但不准备实施。经过两团领导沟通协商，五十五团把合同转给了五十团。团领导让我再次上山，在两个林场中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敲定下来，尽快组织实施。
此时已是12月初，比正常上山已经晚了一个多月。为了抢时间，我立即陪同一营卢营长，带领工程连的几名先遣队员，再次到加格达奇。经实地踏察对比，确认环宇林场各方面条件好一些，当时就拍板签订了采伐合同。签完合同后，我连夜下山返回团部，协助领导继续完成了大部队上山的组织工作。
山上趣闻轶事
感知严寒
清晨，站在采伐指挥部的房前朝牛耳河镇的方向望去，经常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烟囱里的烟，不是向上冒，而是与屋脊平行沿水平方向飘。刚一见到，感觉奇怪，后来学到一种常识：这是由于气温太低，烟囱里的热空气太弱，无法形成正常冷热对流，在冷空气的挤压下，烟只能横着漂移，这时气温肯定在零下三十度以下。还有一次，早上到储木场归楞。突然我身边的检尺员喊了一声：“冒白烟了！”抬头一看，在头顶上方的低空，一股股雾狀的白色气流飘过，如同北方冬季从食堂飘出的蒸汽。据当地人讲，这种现象表明气温极低，估计当时大概有零下四十多度了。再有一次，早上我去镇上挑豆浆。指挥部距镇中心有三里地。挑上重物大约要走40分钟。从锅里取出烧的滚开的豆浆，挑回食堂，发现豆浆的表面已经结成了一指厚的冰。估计此时的温度差不多也该有零下40度了。
挑水救火
上山伐木期间，个人卫生方面，每天能保证洗洗脸，晚上能有热水烫烫脚就很满足了，其他都是奢望。有句顺口溜叫做“一、三、五干擦、二、四、六不洗，星期天放假。”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在翠峦的一天晚上，突然想起了一个多月来未擦身了，顿时感到浑身发痒。于是打算烧点热水擦擦身。挑起水桶来到营地外不远的一条小河，跪在地上用茶缸从冰窟窿里舀水。百无聊赖，边舀水边数数。记得差不多舀了60多缸，才装满两桶水。挑着水刚走回营地，忽然听到身边有人大喊：“着火了。”原来是一台正在维修的拖拉机上撒漏的油污被电焊火花引燃，进而烧着坐垫。不知是谁迅速的将我肩上的两桶水泼了过去，火顿时熄灭了。挑着两个空桶，我站在那里发呆，庆幸与沮丧交织在一起。庆幸的是火扑灭了，避免了损失；沮丧的是又洗不成了，此时我实在没有气力再到河里挑水。回到帐篷里，衣服也没脱，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的天亮。
一顿美餐
一天，我和于明江跟汽车由牛耳河去金河拉机油。去时是空车，顺便给临时把家安在金河的崔会计拉一车柈子（烧柴）。好客的主人前一天晚上便乘火车回家准备招待客人。在短缺经济的年代，家里准备一顿客饭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崔会计特意杀了一只鹅，并在我们去的那天一早就给炖上了。不巧，我们途中遇上车祸，好在人未受伤，但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到吃饭时我们未到，主人就把鹅放在炉灶上用小火煨着。下午三点我们才到金河，卸完车走进主人的房间，鹅肉的香味扑鼻而来。此时的鹅肉炖的烂熟，调料也都入味，别提有多香了。惊吓、饥饿，加上肚里缺油水，我们几个人顾不上脸面，风扫残云般把鹅肉消灭光。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鸡鸭鱼肉已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有机会品尝到各种山珍海味，但都留不下什么记忆。唯有这顿鹅肉的香味，我一直记忆至今，每每想起，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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