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浪尖上的日子

             风口浪尖上的日子

    兵团十年，因时间久远，很多事都记忆淡漠了；可是在七连的七个月，由于在基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自然而然地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经历了人生一段难忘的、不堪回首却又值得回味的日日夜夜。
        1975年10月，水稻开镰了，那时我刚到七连任指导员才三、四个月。一天，我在地里割水稻，到了10点多钟，割了有半亩多地，就见副连长刘震急匆匆地来到地头，说“这块地是谁割的？一看就是行家”。老刘是个老实人，今天用这种带点恭维的玩笑话算是跟我打招呼，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有点怪怪地。他凑过来很认真地说：“兵团来了调查组，你还不赶快回去？”又问：“调查组的事你不知道？”“嗯？！”我赶紧往连队办公室赶，等我回到连队，调查组已经走了。
    奇怪的是，这事除了老刘，再没人跟我提及，更无从知道调查组来调查谁，调查什么事了。当时，我隐隐约约感到，调查组的到来与我有关，而且事态严重，计划周密，有人下了对我的“封口令”。 我整个儿被蒙在鼓里。
    接下来，已经接近年底，尽管连队的工作十分繁忙，可是调查组神秘到访的疑云始终漂在我的头脑中。思来想去，觉得恐怕是和连队没有部署批邓的事情有关。
那是8、9月份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愈刮愈烈，“梁效”的文章尽管没点名，但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报刊杂志连篇累牍，黑云压城。团内有的连队顺应形势召开了批判邓小平的大会，黑板报，标语，林林总总，搞得挺热闹。可能只有七连按兵未动。
    我是连队政治指导员，值此非常时期，按常规应组织学习、批判，即使是敷衍了事，也得有所举动。但我十分犹豫，如果组织批邓，我不情愿：一是从感情上就过不去，二是矛头所向的治理整顿何错之有？！但如果不做动作，肯定难以交差。举棋难定！苦苦思索中猛然想到上级根本没有正式布置过批判邓小平，按组织原则办事总不错吧。我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暗自决定推着走，等上级正式布置了再说。
    一天，一个党员排长找我质问：“咱们连队怎么不搞批邓？”我尽量和缓地按我自找的理由答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团营的通知。”又问，“那人家其他连队都批，为什么七连不批？”我一时语塞，情急之下想到一个貌似很有组织原则的理由，说，“邓小平是中央副主席，批判邓小平要等中央文件。”对方悻悻而去。能看出他并不服气。
    这件事情之后，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了，于是我干脆就在有关领导参加的小范围会议上把我的观点尽量周全地陈述了一遍，会议上大家并无异议。我也天真地以为自认可圆其说的理由，已经被大家都接受了。后来，上级始终没有正式布置批邓，七连也始终没有批邓。
    我估摸着，调查组要查的莫非就是这事？我干脆谁也不问，以示不怕调查。倒是再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七连不批判邓小平了。
    转眼到了76年春节，那年春节我没回家。节前和连长约好，等他过完节回来我再走。
    春节前的一天，团政治处通知我去开会。到了团部，见到组织股的关股长，就感到气氛有点紧张，还没等象过去那样开玩笑式的打招呼，他就立刻领我到政治处赵鸿业副主任的办公室。在座的有赵副主任、关股长，好像还有政治处秘书宗喜侯同志。我刚进屋，赵主任就宣布开会，看来是专门给我开的会。他以他一贯的细声，用平稳的语调传达兵团贯彻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精神和兵团领导讲话，他一字一句地念着会议记录，哦！是和调查组的事有关。闷了俩月，今天终于揭盖儿了！突然听赵主任念道，“五师五十团一营七连指导员提出，批判邓小平还要等中央文件，难道两报一刊不是中央机关刊物吗？传达的不是中央精神吗？对这个人要认真严肃批评教育，必要时调离。（大意）”好像还有要查有什么背景之类的话，记不清了。我脑袋顿时嗡嗡的，以后再讲什么就都没听进去。我心里想，不就是不积极组织批邓嘛！我说的这些话没有原则错误，并不违背组织原则。我努力劝说我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在当时会议上，我如果辩解，就可能争吵起来，还是先听听他们下面说什么再说。传达完了，我等着他们劝戒、批评或申斥，没想到，他们除了念上级讲话，一句话也没多说。冷场了一两分钟，谁也不说话。还是我先问：“还有事吗？”赵主任说：“没事了。” “没事我就走了”，我说完就匆匆返回了连队。
    两个月来的悬案今天终于落了停！我心里在琢磨：政治处的领导找我个别传达有关批评我的上级讲话，一句话也不多说就结束了，明摆着是例行公事，息事宁人。如果他们对我训斥一顿，肯定会发生争吵，事情非闹得不可收拾。我真感激这几位领导。感激之余，仔细想一想，领导能够“冷”处理这件事，除了领导的水平和修养之外，和当时的人心向背也有直接关系。
    六月份我到七连任职前，在团机关工作，就时时能够感受到大多数干部职工对极左的一套十分反感。以原来我所在的司令部为例，表面上看大家都在随波逐流，实际上平时基本是做业务工作，与政治不搭界，对政治潮流，更多的是在旁观望。私底下还不时有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干部以充满政治智慧的幽默谈吐，针砭时弊，可谓入木三分，令人叫绝。连有的现役军人也在非公开场合，结合自身经历，对极左现象痛加鞭挞责骂，令人惊诧。而知青干部们三五知己议论时局、发发牢骚，不用担心有人打“小报告”。甚至有时为了发泄义愤，公开搞些恶作剧，也无人深究。
当时，司令部也搞一些学习、“讲用”。有一次，机关政治协理员组织司令部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形式，推广一个直属班组搞的荒诞不经的所谓“路线分析”经验，当场受到大家公开质疑，不欢而散。此后，讲用会再也不开了，空洞的政治学习也减了不少。可见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感和憎恶，已是机关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只是不公开言明而已。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在全国开展的治理整顿，燃起大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希望之火，现在又搞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感情和实践的角度多数人都想不通。
    包括这次让我到七连任职，领导一找我谈话，我就感到思想上十分沉重和压抑。主要是因为那时全国由于“四人帮”兴风作浪，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就像人们调侃的：言不左，思想错，行不左，路线错。如果当了指导员，就算是无奈之中尽量跟着随梆唱影，也会出现荒腔野调。我预感此次到基层任职，必有坎坷，实在是不如不干的好，所以多次恳切要求领导重新考虑，无奈领导不接受我的要求。当时，同一批到六连当指导员的张国良开导我，“谁让咱老提意见，咱们还是识相点吧。”我想倒也是这个理，再一思量，既然开弓已无回头箭了，过去老反对空头政治，今后有一个能真抓实干的舞台，力争多干点实事吧。就是带着这种既想干点实事，又怕和当时极左一套不合拍，要冒风险的矛盾心理，去七连报到履任了。
    到七连任职短短的几个月，时时感受到治理整顿的核心理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对稳定人心，恢复生产的巨大力量。那时，七连跟全国一样，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连长张德宝是上海知青，小我四岁。尽管以前交往不多，我们共事后很快相互发现，不事声张，不追风，多干实事，是双方共同的期望。不论是谁提出来的想法，都能很快达成共识，合作很愉快。连队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了。
    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干了几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属于有点“离经叛道”的事。第一件是抢收高粱。那年七连种了2000多亩高粱，秋收时不能使用机械，大风一吹，高粱“拉弓”了，横七竖八，人工收割更难。加上天越来越冷，伸不出手，进度很慢，有人开玩笑说，“女青年一天割的高粱，都不够自己一天吃的。”如果天一下雪，粮食就全糟蹋了。于是我俩研究决定，实行“不计出勤，按户包垄，穗头归公，秸秆归己”的办法，没几天就地净粮归场了。
    第二件是把机务冬检时间移后，机械为兴修水利而用。秋收后，离土地上大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按惯例，秋收一结束马上进入农业机械要维修期，期间，只能靠人工修水利、平土地，劳动效率低下，等机械检修期结束，已经上大冻，机械又用不上了。这一年，我们改变了常规做法，改为农机冬检后移一个月，土地上大冻后再搞机械冬检。农田水利建设有机械化作业，效率高，进度快，质量好。这种上冻前充分发挥农机作用的做法，在兵团马副参谋长到七连检查农田建设进度时，受到了表扬。后来又在兵团战士报头版的《农田水利建设综合评述》中，给予了充分肯定。
    第三件就是各项工作中坚决不跟风。在学大寨的高潮中不跟风，不搞“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坚持正常的作息时间，同时加强定额管理；不跟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在处理个别职工偷盗连队木材问题时，既严肃批评，又实事求是地解决职工家中锅盖破损问题。并扩展为全连老职工家中，凡锅盖、面板、饭桌三大件需解决的，一律由连队按需定制，只收木材费；不跟“扎根宣誓”风，对知青病、困退，坚持按国家政策办事，不搞自欺欺人的“扎根宣誓”；不跟浮夸风，在“以批林批孔为动力，三年建成大寨团”的动员会上，申报七六年产量时，不盲目跟着别的连空喊“上纲要”、“过黄河”而是在认真分析现状基础上，据实申报计划产量等等。
    通过这些工作，既解决了生产实际问题，也为职工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稳定职工、知青情绪，清整工作思路，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全连群众的拥护。当时还真有点成就感。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又何尝不是治理整顿的影响和共鸣。我们真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如果顺势跟风，就必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就可能引起了很大争议。我们做的这几件事引起了一些营团个别领导的批评。这些批评，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两条：一条是不请示、不汇报、擅自做主、目无领导；另一条是工作存在方向问题，给戴了“三自一包”“破坏性生产”“右倾情绪”等几顶帽子。还有的提出要开现场会，叫七连做检查。
    兵团领导的点名批评传达给我以后，各种矛盾一下子集中起来了：过去没有批邓，今后批还是不批？批，是违心的，不批，自己难逃厄运还不算，还很可能连累政治处的几位领导和同志。再有，不批邓和前一段工作“方向问题”加在一起算总账，过去说我们工作方向有问题，我把责任都承担了起来，按当时规定，指导员应该在领导班子里承担主要责任，当时，由于连队工作收到了实际成效，再加上我们的那些做法事前都做了调研，也准备了应对检查的预案，结果这些事没人深究，检查也没做，现场会也没开。可现在，兵团领导已经点名批评我们不批邓，会不会态度问题和方向问题一起解决呢？苦思几天，实无良策，有时真有走投无路的感觉。我自叹命运多舛。
    天无绝人之路，迷惘之中有位长者给我出主意，“你要听我的，赶紧回家。”我一时顿开茅塞，是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家探亲、治病、避祸，三全之策。所以未等连长回来，打道回津。
    回津的路上，却无往日返乡的喜悦。庆幸离开了是非之地的同时，也有一种压抑，自问是不是在逃避退缩？不，因为在重压之下，坚持没有批邓，我守住了信念和道德的底线。
    回家的亲情冲淡了郁闷，但心中总像有块石头压着。直到“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同志复出。既为国家拨乱反正而兴奋，也感到个人前所未有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