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

    陈郭被抓后余波未消

紧接着的日子里，知青们白天刨冻土修排水沟，每天要验收工作量，大家都很卖力气，累得要死。吃完晚饭还要参加批判会。因陈郭被抓，哈尔滨知青就成了批判对象，那时我们常说的“哥们”、“够意思”以及“服不服”都成了批判的内容。有一次批判会上点了一名姓高的哈市知青，这名知青当时就站起来大声讲，我父亲是抗日老革命我母亲是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我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去做对不起革命前辈的事？被批判后，他郁郁寡欢，以后调去别的连队后又返城，几乎不和其他知青联络，最后不到五十岁就死于癌症。每次听着那些激烈的批判话语，我都心惊肉跳，直至后背都流汗了，这可是冬天呀。可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陈世增和郭洪被带走后，专案组仍未停止调查案情，这一次他们又将重点怀疑对象放在了我的身上。我后来才知道，对我的怀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陈与我关系很好，他常会要去我写的所谓的诗去读（其实都是革命式的顺口溜）。陈的同学好友姜某某被调走后，他急需新的伙伴。我是1968 年主动要求下乡的，没有同学同行，也有结交的心理要求。二是我与陈郭二人紧挨着睡觉，我们睡的大通炕（以火取暖的土炕）可睡十几人，我紧靠头上，陈郭依次在我身边，属于近邻。三是北大荒的12 月早已是没有蚊虫的季节了，可我却支了蚊帐，反常得很。

那几日的后半夜，我总被人从梦中喊起去专案组，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陈郭二人去作案，你睡在他们身边为何没有察觉。我讲我睡觉比较死，并讲了9 月发生的一件事。那些天要排练国庆二十周年的文艺节目，我从打鱼点回来几天。我在马号（养马人睡的地方）老王那午睡，喊我去排练节目的人知我睡觉死，就用毛笔在我脸上画了两下，我一侧身又睡过去了。他们又用绳拴在我脚上，另一头系在马号门上，使劲一拉，我便从炕上摔到了地下。这才醒，便径直去大礼堂了。发现凡是见到我的人都笑得不行，我不明就里。有一老职工说，你是钻了灶炕咋的，脸像包公似的。我忙用手去摸脸，手顿时变黑了。抹黑事件的“操刀手”都可证明，陈郭二人半夜去作案我不知晓，也就解释得通了。专案组的人还要去我给陈世增看过的诗，我因家境贫寒主动要求下乡，挣32元工资已很满足了，写的所谓的诗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找不出教唆别人做“反革命”勾当的字眼。二是我冬天为什么用蚊帐的问题，对此我也讲了理由，知青宿舍两边都是大通炕，中间是一堵取暖用的火墙，火墙是靠炉子烧煤产生热量的，可这火炉恰在我睡觉的顶头部位，烧火炉的老董头每晚要鼓捣火炉几次，每次都是灰尘四起，我怕弄脏被子要自己洗也怕吃灰尘，就挂上蚊帐遮挡一下。

以后得知，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是有“护卫”的，专案组安排人专听我晚上说的梦话，以作分析之用。我被怀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陈世增作案时是穿了我的皮靴（父亲特意为我做的平时舍不得穿），还戴了我的棉帽的。以后，这两样东西都被专案组借去了，说是借可却不归还，而是成了4 师师部阶级斗争教育展览的展品。所幸的是，专案组还是讲求证据的，我这个“被怀疑对象”很快又恢复了清白。

   杀人动机十分荒谬

案件发生半年后，新调来的连领导让我做统计员。大约两年后，“12·1”案件复核组进驻连队，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案件卷宗，尽管之前也知道一些情况，可卷宗毕竟是官方正式结论。

1968 年我们到连队不久，4 师工程队就紧邻我们连队驻扎了，他们要在穆棱河上建造一座水闸门。工程队有一广播站，广播员是一郝姓姑娘，人长得不算漂亮但也端正，嗓音甜润，年龄好像大我们一些。郭洪喜欢上她了。郭洪人长得魁梧英俊，讲义气也是孝子，会打一手好拳，那个姑娘勾得郭洪总往广播站跑。那时谈恋爱是大忌，工程队领导就告知我们连长陈世均，陈在全连大会上几次不点名批评郭洪，语言尖锐刻薄，这让郭怀恨在心。工程队领导也劝郝姑娘，不要再和郭交往，这更让郭恨上加恨。此时，郭洪不知何故脱离了哈六十二中同学的圈子，和陈世增交好，并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陈只有小学毕业，思想单纯，他也对陈连长不满，原因很简单，1969 年春，兵团为筹建6 师，从各师团调人，陈世增同学好友小姜被调去6师。郭把仇恨讲给陈听，引起共鸣，郭讲让哈市一朋友寄点氰化钾，要给陈连长下毒。毒药寄来已是1969 年初冬，郭策划让陈晚上去连部，借填写全班考勤名义，把毒药投入烧水壶中。陈连长和詹宏开住连部里屋，外面是办公的地方，里外屋被一堵火墙隔着，火炉就在门旁。陈见水开了，就拿出毒药要投，正巧詹宏开推门出来，陈大惊失色赶紧收回手。詹当年才17 岁，哪想到陈要投毒，和陈打了招呼就拎壶进屋了，厄运就这般落到詹宏开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