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试验”到“运动”原因浅析

摘 要：上山下乡是国家出于经济动机而号召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以改变农村面貌的政策，文革后上山下乡的初衷被扭曲，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防止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意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动机达到公开和非公开的政治目的。在此从不同阶段分析上山下乡的基本动机与原因。

发生于20 世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趋于沉寂，但其影响犹在。这场运动发端于50 年代初，至70 年代末结束，历时20 多年，近1800 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从1956年至1966年，从规模和走向看是发起阶段，目的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发展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从1967 年到1976 年，为文革中阶段，也是高潮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7 到1980 年，为文革后阶段，又是急剧衰落的阶段。^[1]以往的研究从综合角度对上山下乡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其实不同的阶段所表现的国家与领导人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上山下乡初期处于试验阶段，到后期才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同样是上山下乡，出发点大不一样。前期出于经济动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投身农村以改变农村面貌；文革后上山下乡的初衷被扭曲，强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防止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意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动机达到公开和非公开的政治目的。在此试从不同阶段分析上山下乡的基本动机与原因。

一、第一阶段——社会经济原因

1953 年起，我国实行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制定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矛盾。

1.城乡人口增加，就业问题凸显

建国后经济复苏，政府机构的设立和“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的迅速增长，使得城市就业率大大提高。然而，人口压力带来的负面问题愈益凸显，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对人口速增的危机普遍缺乏较清醒的认识，反而认为人多力量大，结果导致人口增长失控。1954年我国人口已突破6亿，60年代初已接近7亿。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就业难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此外，建国初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口号的提出，原本无须就业的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要求工作，与城镇知青争岗位，给当时的城镇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1957年城市就业状况供大于求。在1949年到1957年间，城市人口从5800万猛增到9200万，增加的人数当中一半是乡村移民及“盲流”。正如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博一波在1963 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农村吸收了太多的人力到城市，自然灾害表明，我们的城市人口超过了我们农村可以负担的程度。我们的工业国家正在实现现代化，而农业则没有实现机械化。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我们的城市人口必须从1300 万减少到1100 万。”^[2]城乡人口的增加与就业岗位的有限，构成了双面的竞争压力，导致城市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3]如何安置城市失业人口，成为政府面临的难题。

2.经济发展与教育制度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政府对旧有的教育体制、机构等实行了改革，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教育事业的发展缺乏计划性，盲目性很大，原来各级学校不合理的比例尚未能基本改造过来，小学发展过多，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发展较少”。^[4]1953年对中小学行了整顿和巩固，压缩了初中对小学的招生人数，结果是年未能升学的总数由1952 年的10.2 万人上升到1953 年的213.4万人。此后，从1953 年到“文革”发动前的1965 年，除1958年外，我国小学毕业生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大学的总人数都在200万以上。建国初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不是实行“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理念，而过分强调只有经济发展才谈的上大办教育：“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是本末倒置，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5]正是这种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不能相容的观点造成教育经费的紧缩，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状况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失策。另外，这一时期采用的是苏联30年代早期的教育模式，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人才，同时又采用延安时期的普及教育及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两种模式的同时采用，在招生、教学等问题上发生冲突和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或减少学校与学生人数，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造成知识青年地位上的不平等。50年代的学校制度助长了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风气。“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1957、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6]

长期的教育依赖政府和国家的思想以及教育国有化，使大批民办和私营学校被裁减，导致学生升学空间缩小。面对既不能升学又无法就业学生的安置问题，国家想到了农村。

3.合理性的试验

首先是通过舆论宣传让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建设，提高自己。然而，城市就业压力和升学问题，政府不可能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和依据加以宣传。如果单纯地让知识青年从向往的城市生活回到农村，这与当时知识青年的理想是矛盾的。因为到城市学习工作，就是为了摆脱农村生活，出人头地，进入上流社会，这是他们的主流思想。国家面对城市失业与学生升学的双重压力，以及解决这些知识青年的“精神危机”，需要从舆论上疏导。1955 年12 月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倡导：“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这句话是从农村的发展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上山下乡的提出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1957 年开始时只是小规模的的实验探索，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因此，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思路就是把城市里容纳不了的、闲散在社会上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支援农业和边疆建设。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明确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在50 年代中期出现的基本原因，在于经济方面。

从可能性条件来看，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与个体经济不同，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许多管理人才和初级办事人员。由于当时我国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相当落后，文盲众多，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为中国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确实不仅它有助于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有助于减少城市基础建设（教育、交通、通讯及生活等设施）的投入。”^[7]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并期望他们有所作为，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经济原因引发的运动首先却从意识形态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忽视了它经济上的真实动因。

二、第二阶段——意识形态与政治动机

上山下乡运动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合后，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

1.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再教育——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

从经济原因引发的运动首先却从意识形态开始。意识形态动机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乡基本上被说成一种思想改造形式。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对发动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给上山下乡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从1960年就认为中国有可能受到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而变色。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对教育的“两个估计”，说17年的教育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学受的教育都是修正主义，因此，修正主义的受教育者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接受贫下中农文化殿堂再教育。他特别担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为贪图享乐的修正主义者，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参加农业劳动……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极好条件。……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在农村中体力劳动的热情，端正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并且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8]因此，为了防止城市青年变成“修正主义者”，他告诫他们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锻炼过的农村去。这项政策与不让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教育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中学毕业生至少要参加两三年生产劳动，然后根据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而不是知识水平，由群众推荐上大学。

在上山下乡的宣传中，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被赋予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要性，这是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步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中，毛泽东赞成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从这个角度看，知识青年变成农民要比变成工人更好，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2.未公开的政治目标

尽管革命再教育的理论已经渗透各个领域，但在学校和文化部门这类上层建筑部门的进程并没有达到毛主席所要求的理想状态。他意识到在领导层中有阴谋破坏他防止修正主义的努力，因此坚信有必要清理由资产阶级把持和影响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系统等上层建筑领域，城市中初、高中毕业生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他希望利用青年的造反精神达到清理资产阶级的目的，但狂热的青年没有达到他的愿望成为忠实的革命者，反而因为内部的争斗导致暴力和混乱。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时也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争吵，1968年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愿离城。于是他在9月发出两条指示，并在12月22号最终做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可见，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消除这些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无所事事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这是否定红卫兵的一种方式，他本人在夏天就已训斥过五个红卫兵领袖。如果第一阶段是对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建设做出贡献，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农民的良好期望，那么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将好斗争吵的红卫兵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维护城市的秩序与安定，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的一个主要目的。

三、从经济问题产生到经济发展解决

历时20年的知情上山下乡运动曾经牵涉到千家万户，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经济问题带来的教育、人口、政治问题，其发动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问题带来的种种矛盾还是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通过行政命令达到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当前，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岗位压力剧增，大学生就业和失业农民工问题陆续出现，有人呼吁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重新回顾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希望从中得到启发。

参考文献：

[1] 刘小盟.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2] 香港大公报,1964-1-15.

[3] 梁胜宇．“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就业政策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5(1).

[4] 中国教育年鉴[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9.

[5] 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J].中国青年.1954(14).

[6]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

[7] 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51.

[8] 中国青年报,1964-9-8.

                                原载2010年第6期《博奇·博记文学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