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岁月
   
    听别人讲故事，不免让人觉得幼稚，书店、图书馆里有书山字海，买或借回家，踏踏实实自己看比什么不好。有什么必要听别人唠叨。可在20多年前我们下乡的那会儿，谁故事多、能讲，谁就如同今日之“星”，被大家捧着供着。记得刚下乡不久，我们连有个叫老四的北京知青会讲什么《一只绣花鞋》、《梅花党》，于是一连几晚，他成了对面炕、上下铺全宿舍60多人的绝对中心。可他若是敢在大家听兴正浓时说—句“请听下回分解”，那60人不是给他齐刷刷地跪下，也得将他10分钟一“重锤”地熬死。要知道，那时的业余生活是多么的单调呀。
    “西蜀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而我，在那个人人“腹中皆饥”的年代，就因为比别人多偷看了几本“三言二拍”及《聊斋志异》之类当时的禁书，便也“人儿”似的被“广大群众”着实尊崇了好一阵子。那时不少人都愿同我一起干活儿。记得1973年春连里为抢一批铁活儿，让我们几个去洪炉帮忙，可大伙儿分给我的活儿却是：“你什么也别干，只管讲故事就行了!”结果在洪炉的10天里，他们都光着膀子四脖子汗流地“叮叮当当”抡大锤，我却自始至终坐在个破凳子上，抽着他们敬上的烟“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故事，颇有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味道。
    不过，最能充分发挥我“才能”的是每冬的上山伐木之时。那简直是与世隔绝，整整几个月看不到电影，听不到收音机，无法串亲访友。所能见者只是那一望无垠的银装蜡象、重林野莽，所能听者也只有那风掠寒林、鹿鸣狼啸。干活儿之余，除了扑克象棋，就是再翻一翻那几本倒背如流的当时的出版物。老职工们有时倒讲些“笑话”，可那些几经翻炒的“笑话”既短且主题单一，一般都是围着人体的“原始部位”转，一笑而已，不成气候，于是我便成了红人。每天的晚饭尚未等你吃利落，早有十数个灰头土脸、长毛贼似的汉子围将过来，他们笑容可掬地为你沏上茶、点上烟，专等你开讲了。   
    1975年冬我本打算回家探亲，可一帮老职工硬是拉我一同上山不可。原因有二，一是上山后男女宿舍夜间缺个烧火的。往年烧火的是个老光棍，他总是有意将女宿舍那个汽油桶烧得里外通红，由于热，女生们于睡梦中纷纷将被子登开露出身体后，他便借机贼眉鼠眼地“流连忘返”,于是女生挺烦他。二是我可以给他们讲故事。上山后女生与我约定，晚9点以后我便可既不用喊也不用敲门地自由出入她们的帐篷去添火了，所以9点前我便在自己帐篷内善恶有报、鬼狐花妖地侃。可不知谁走漏了消息，一天我刚一进女宿舍，被子外面的一排脑袋们便向我“发难”了：“你不要厚此薄彼嘛，也给我们讲几个!”得，又给我添事了。不讲吧，在那种环境里，男女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讲吧，在此耽搁长了，那边该等急了。闹不好还会有“目的不纯”之嫌。于是挑几个短的糊弄一下，或是故意在《聊斋》中找几个诸如《尸变》、《山魈》、《美人头》之类的“闹鬼”的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趁她们连连惊叫之际转身撤退。
    其实最后倒霉的还是我自己。我这人20几岁时胆子极小，记得夜深人静在宿舍里看《聊斋》之类的书时，总觉得脑袋后冷风嗖嗖、鬼影飘忽，结果往往是看着看着便会禁不住掉头朝里用被子将头蒙得紧紧的。弄得同宿舍的人大惑不解:这小子怎么总是睡到半夜又掉头朝里了呢？这回倒好，自己只管添油加醋地过嘴瘾了结果等人家都睡后，自己便开始受罪了。此时的帐篷外或是风狂雪骤、树摇屋颤，或是野寂风中树的枝干被冻得辟啪作响；而帐篷内则是油灯摇曳黑影憧憧，炕上的呓语鼾声更是狂怪不一。越是此时，我用来吓唬别人的万千神怪偏偏都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拂之又来地叠现起来，搞得我心中瑟瑟然，乱发齐竖。于是去女宿舍添火时两帐篷之间那十几米森寂的距离便成了我心头的鬼门关。每逢过去之前，我总要先将帐篷门扒开一条细缝，做贼般耳听目窥多时后，再倏地跃出，以最快的速度向女宿舍冲去，然后心怦怦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头撞进去。一次，在我刚撞进女宿舍之后，却忽见有条黑影“噌”地一下向内奔去，待我定下神来看到脚下的一只桶后，方始恍然。心想幸亏收扎得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0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只用几本书的内容就可安排几十个人的业余生活，甚至耗去他们生命的苍白时日早已不复返，电视、收音机、卡拉OK、舞会等等即便是深山老林、天涯海角也吓不退它们的脚步。今天，人们都在现实生活中急匆匆地亲自创造着新的“故事”，并争当着主角；更有不少人不但满腹诗书，还能够用纸用笔为自己为他人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新故事。社会已经发展进步到无论你到哪儿，都会为你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广阔空间，没有谁会有耐心，也没那个必要再坐下来只听某一个人“喋喋”些陈芝麻烂谷子。然而我还是十分怀恋那段讲故事的时光，因为它会使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的青春岁月并非只是磋砣，我曾在众多脸上露出一粲的瞬间，完成过耀眼的一闪，并于不自觉中领悟了几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而且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