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

       前一阶段曾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图片是可以掐头去尾，或者移花接木等手段来伪造的，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什么真相的。但现在如果有一种文章里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同一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

       最近在邮箱里，偶然的机会有人又说起一本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个人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是自愿上山下乡的，也有人是不自愿的。如果有人当初不能选择，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的看法，心中如有“失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一些人的“失落”扩大化，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慨括称为《失落的一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一和精神：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上山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更多的是沉默。

       有人反对说：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我这里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一代”顾名思义就是全体的意思，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成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泛指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有这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是不全面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明白，那我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说的事，还有多少可以让人信服的地方！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文中数字是严谨的。如果说数字严谨，也有人认可，尽管我没去核实过，但我也不想去怀疑这种严谨，因为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那文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举个例说吧，当初红军在井冈山时，从全国的人口来说，或者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在人数上总是少数，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革命的人多，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按此事实，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得出结论，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你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它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肯定做了逃兵，也有些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说的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赞同人有可能比反对的人多，又为何不能说是《失落的一代》？但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能是一种现象，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还有对立的一面，如要真实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与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盗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问题，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你写什么，怎样写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我们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与生活，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原本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你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要为社会的正义事业奋斗，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宣传与歌颂对象。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有些青年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很多像董加耕以及雷锋、焦裕禄等那样的先进人物，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着重宣传，以至于把它说在是错的，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如果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自动报名上前线去？因此宣传为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一种客观需要，时代需要，不宣传它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才好！

       在这里重复说一下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也许有人说，说它错的人不少，但我们应该看到：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搞“一片红”确实是有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说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一定是对这种错误的一种大范围的必然纠正，而对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则是那种后遗症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完全正常的，不必过分大惊小怪，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对一些错误言论听之任之，甚至对一些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也不反击。二是反应过激，不管大小问题，都爱上纲上线，这样不利团结。因此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

       在这里也想说说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计划经济带有强制性。我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从根本上来讲，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要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有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你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现在的问题出在：都分到了农村。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了，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的，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以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对此不满。这是为什么？这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不满，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强制性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如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就算没有文革，还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在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不要硬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绑在一起，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还有关于当时大学停招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个错，但把它作为否定上山下乡心要性的根据，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停招是整个社会，不是光你上山下乡的知青不能考大学，其他青年也不能考大学，因此你就算留在了城市也一样没法选择去考大学。这种错是文革造成的，不可能是由上山下乡造成的，因此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有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下岗，失业，再就业等问题，不光上山下乡知青是如此，没上山下乡的也是如此，因此这不光是上山下乡知青的问题，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包括没上山下乡知青人的共同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因此有人提出要给上山下乡知青补偿，我个人认为也许是依据不足，我觉得国家不会仅仅考虑上山下乡知青这一方面，而是要考虑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对他们中有些人的困难，国家不是没看到，事实上现在国家曾对4050人员的补贴，以及现在对即将退休人的经济补贴，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如有人是以艰苦做理由来要求补偿，理由好像也不充足，如果此理由能成立，那谁都可以要补偿，包括所有农民，因为他们都可以说，因为你当时政策不好，让我们不能随便到城市去工作，我现在过得不好，你应给我补偿。你说可能吗？

       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如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是只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日前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用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谁说？

 

 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

 

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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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

 

 《解放日报》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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