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文稿》登载的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又名《社科院院长：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文章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另一篇是《学习时报》登载的韩钢的文章《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人觉得这两篇文章是对立的，我觉得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并无矛盾，只是看问题角度不同：一个主要是说有没有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个是说如何摆正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统一在一起！

        韩钢的文章引用了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我仔细分析了这段话，这当中并没有看出邓小平否定了阶级斗争，而只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我觉得“阶段斗争”有“与阶级斗争为纲是”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根本。其实从社会出现了私有制，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一种基本矛盾，应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确实“是不可能熄灭的，”问题在我们制定政策时，以那一个为主。上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在这里我们没有听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情况，但从这句话里中，我们也可以分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正确的，否则就谈不上“拨乱反正”。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当时没有及时做好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错就错在这里，而不是说阶级斗争本身错了。

        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说不搞生产，只是如邓小平所说：“忽视发展生产力”，这说明即使在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也没有否定生产力的客观存在，只是被“忽视”了。今天当我们说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时，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这并不是在否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只是强调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也是如此，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也抓了生产，国民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为何不可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我们适度的讲一讲阶级斗争呢？更何况邓小平在这句话中还紧跟着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此特别提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为何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基础，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它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这难道能与阶级斗争脱沟？能脱沟就不会另外再强调了。弄清这些道理，就能理解我上面说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统一在一起！

        在这里要澄清一种误解，当有人一说阶级斗争，就会被人认为是否定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这是不正确的。文革确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讲阶级斗争并不一定产生文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不讲阶级斗争，那何来新中国以及新中国的巩固！我们知道社会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讲的就是扬弃，扬弃就是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就是留下合理的部分，去掉不合理的部分，就如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回到原始社会，只留下原始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我们讲知青精神，就一定要让这么多人上山下乡，而是认定它的方向性，我们现在如要讲阶级斗争，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要否定建设现代化为主，更不是要回到文革的那一套，邓小平也在此说了“工作重点”，现在“工作重点”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有重点当然也有非重点，说“工作重点”不能否定非重点。我觉得现在讲阶段斗争，就算是非重点，那也是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客观需要！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外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国内还有人不满我们的社会制度，党内腐败现象还很严重。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客观反映吗？既然存在，讲讲又何妨？这样更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因此承认阶级斗争并没改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是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形势的一些变化，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伟人也是人，有时也会犯错误，这不奇怪。毛泽东同志会犯错误，邓小平同志也不能例外，我个人觉得，当初有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发点是好的，想带动整个社会富起来，现在的事实是，确实有一部分人确已经富起来了，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跟着富起来，贫富差距拉大，引起大家不满，这算不算是一种失误？其实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还是按照总书记的“二个不能否定”来认识好，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相当正确地，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把这段历史割裂开来，而是做一脉相承的工作！

         20世纪有重大事件，“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那我觉得还不够，我们还不能忘了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立是20世纪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使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新中国的成立，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因此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里程碑，因此说到20世纪的重大变化，不能不说到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同志功不可抹！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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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

 

 

 

      北风注： 因为本人已转过王伟光的文章《社科院院长：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就不重复了，下面转发韩钢的文章《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阻滞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众对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问题上的种种困惑、疑虑甚至恐惧。思想的闸门打开后，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以“三个转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

        来源：学习时报

 

        王伟光：《 社科院院长：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