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井离乡到精神还乡——浅谈知青文学中的“家园”情结

1.3 渴望回到故乡的愿望

王安忆在回忆自己插队的经历时曾说：“那艰苦，那寂寞，尤其是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压抑。”^[4]其实，这也是知青们的共同的心声，他们始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只是把乡村当作暂时的居住地，他们的根还在城市，因此回到熟悉的故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是知青们共同而普遍的愿望。于是，他们产生了逃离的念头，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回城，有些手段是肮脏的，甚至泯灭人性的。他们的家人也想进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不断地上访，贴大字报，找各种理由、借口回城，有些甚至是非常过激的行为。最终，中央出台了相关文件，知青们开始大规模地返城。在中央的文件中，有一条规定：已经在上山下乡的当地结婚生子的知青不能返回城市。为此，一些始终希望回到家乡，返回城市的知青们想方设法地离婚，抛弃在当地的妻子、丈夫、孩子，孤身一人回到盼望已久的家乡。但是，他们抛下的并不只是乡村这片土地，还有他们的青春情怀和爱情结晶--孩子。叶辛的《孽债》即讲述了五个曾经被父母狠心抛弃的孩子， 结伴踏上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路途的故事。如果说从城市到乡村是知青们的被动无奈之举，这次从乡村逃离回到城市，则是他们的主动选择，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们始终是在城市长大，对于城市的文明天生就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怀，这正是他们的“家园”情结所致。

2 家园的重建--精神还乡：从城市到乡村的诗意回归

2.1 对城市的自我放逐

回到热爱的故乡，获得城市生活的知青们是否真的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并不如此。当他们疲惫不堪地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并没有张开热情的怀抱去迎接他们，他们紧接着就开始要面对喧嚣、浮躁的城市生活：经济的窘迫、住房的紧张、工作的不顺、家人的不解……因为乡村的生活经历让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都与城市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膜。虽然他们曾经是这个城市的孩子，但是在这离开的几年或者十几年中，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已经跟不上城市文明的发展脚步，被城市所抛弃，成了城市的弃儿。知青作家们，在经历了满怀时代激情的“伤痕”式乡村叙事后，逐渐平静下来，他们开始面对回城后的现实问题，开始正视在阔别多年后自己与城市所形成的距离与隔阂。1982 年前后，中国文坛上就大量涌现出这种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城乡之间的隔阂，当下与往昔的差异，时代政治的变化等问题的作品，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站》、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老桥》、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等。^[5]在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站》中，主人公陈信从边疆返回上海工作，然而回城后他感受到了强大的现实的压力与文化上的不适应。在陈信眼里,繁华的大上海早已不是留下他童年和少年美好记忆的故乡，也不是他在新疆时朝思暮想的天堂般的世界。他要面临着挤公交车上下班、娶媳妇、没房结婚、与家人关系变微妙等问题的困扰。想象中的家园被现实中的家园无情颠覆了。陈信于是怀念起自己插队时“公园似的学校”、“清净的小城镇”和“月牙般的眼睛”来。正是因为回城后的现实将他的梦想击碎，于是他产生了对城市的厌烦和对乡村的怀念。《雪城》则把这种情绪表现得更加直接与尖锐。主人公姚玉慧问自己：“我回去对吗？ ”这是基于严峻现实矛盾无情地发问。梁晓声把本来还披着一层薄纱的知青与城市之间的隔膜感一下子给捅破了,将知青们在新的现实环境下所面临的尴尬与窘迫表露无遗。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知青作家们选择了放逐城市，这种放逐是主动从心理上放逐城市，对城市表现出明显的情感疏离与精神隔膜。同时，这种放逐行为既是他们在世俗化平庸化的精神重围中进行自我拯救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放逐。^[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