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退（修改稿）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摘自《国际歌》

可以这么说，我今天能坐在电脑前安逸地写自己的病退经历，应该感谢的是和我有着一样身份的知青！那都是些不受组织青睐，不被社会重视，生存在知青群落中最底层的知青！他们就是三十多年前，在橄榄坝上勇于抗争的云南知青！

当年，正是他们奋不顾身地演绎出一幕幕悲壮的、令人感慨的政治风波，才震惊了高层，才导致了知青政策的改变。没有他们，我的一生就是另一番模样！因此，在我的眼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其他的，只不过都是浮云！

但在当时，因为信息闭塞，我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返城的经历若和知青下乡时的经历相比，知青与知青之间已大相径庭。我试着将知青返城种类分列如下：上学、参军、投亲靠友、 特困、顶替、病退。这其中，上学 参军可视为正途，特困 顶替可视为异途，投亲靠友则是另辟蹊径，开了走后门的先河， 病退则未入流耳！

    知青返城，最多的，就是办病退的！

    从77年开始，78年、79年达到了顶峰，几乎99%的知青都离开了曾经出过力流过汗的土地。其中最不光彩的、也是最无奈的，就是假借着生病返城。这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时的知青，已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再也不提那些空洞无力的口号，再也没有了浪漫的革命理想，一切都变得那么现实，那么实际。

    在经过了多年忘我的付出后，知青学会了算计，学会了为自己打算。就象被人带出远门的鸽子，也象溯江而上的鱼儿，他们躁动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回家！

    从77年开始，知青运动已走向式微，早先那些怀着革命激情、高喊革命口号、以热血青年自许的知青，反倒是捷足先登，走了一多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推荐上了大学，完成了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的华丽转身。连队里剩下的，都是那些被形势逼迫着，不得不下乡的所谓落后分子。苟延残喘地还在广阔天地里练红心，继续接受着那没完没了的再教育。这倒有点象约瑟夫－海勒笔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尽管这黑色幽默中，充满了知青们的辛酸与麻木，无奈和眼泪。

    诚然，平心而论，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知青，绝大部分是较优秀的，无论从智力、能力和劳动态度都可称得上知青中的翘楚。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知青是靠关系，靠送礼被推荐上的大学。对于这部分知青，我只能佩服他们练达的世故和心智的成熟。若是在现在，以商品交换的眼光来看，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几次拜访，一点小小的礼品，来换取一生的幸福，何乐而不为？可惜当时自己没那个脑子，没往那去想。这不是我在文章中危言耸听，在连队里，我亲眼目睹以这种方式上大学的就有好几位！

    世上的事，应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前几天，也是一个老知青就对我说：“你写出的这种现象，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会去做，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不会做！”我很敬佩她的为人处世。但我想，我当时是没这么做，要是放到现在，我就保不齐会这么做！毕竟在道德与利益的砝码中，利益的那一头实在是太重了，那是你的一生啊！

    77年我已成家，16平米的小屋里，常常有客来访，那大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知青朋友。也没什么东西，炒上几个不像样的菜，喝点小酒，东一句西一句地瞎聊，借以打发百无聊赖的生活。很多信息就是那时得来的。

    在文革前，有一本书很流行，书的名字叫《牛虻》，我还记得亚瑟在知道了自己是忏悔神父的私生子后的一段话：“耶稣只不过是一具泥塑木雕的偶像，我一锤子就可以将它击的粉碎，而你，却一直在骗我！”

    在经历了四人帮垮台之后，文革时流行的，那些花里胡哨“革命”理论已黯然失色，就象剥去了金粉的佛头，它已露出了难看的胎质。尽管人们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已经逝去的年代，但深深的怀疑已植入了知青的心田。

    在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之后，现实就变的很重要了。给留下知青选择的路是相当的，相当的窄。说穿了，就剩下“病退”！知青以堂堂正正之师，浩浩荡荡地进军农村，辛辛苦苦地在农村干了七八年，现在却不得不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回城，其人格上受到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就如同你出去的时候走的是门，返回的时候，门已被堵的严严实实！就剩下一个洞，你钻不钻？

    76年夏，我在工副业连分到了一处小小的住处，在我的东边是戴秉立、周龙英他家，西边是小张和小王，再西边就是郭华他一家。就在我忙不迭地盖着小仓房、种着小菜园、养着小鸡仔的时候，知青们一个个都悄没声地离开了农场，开始是办特困的，办投亲靠友的，到后来绝大部分都是办的病退。据我所知，到后来，办特困的，都能回到城市。办投亲靠友的，好象最终没回来几个。我们连办投亲靠友的，基本都是女知青，至今返城的也不多。她们大多都嫁在了当地。
    大概是78年的夏天的某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金克来到了我们家，那时我们虽然在一个连队，但彼此见面的机会也不太多。他是来辞行的，告诉我他病退已差不多办好了，过几天就要回上海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有一些黯然。至此，我们同班一起来的四个人，就剩下我自己了。刘杨走的最早，来了一年多，就在他老子的安排下去当了兵。张永斌调到八连后，我们还一直有联系。74年来场部时，他告诉我，他也在通过他老爹，准备调到安徽屯溪去，好像那里的县委书记是他老爹打游击时的老部下。
    77年，我已成了农场的住家户，并正式享有住家户的一切待遇。有大约三分的自留地，外带一个屋后的小菜园。夏天能分一车麦秸，秋后能分一条河线的柴火。

知青房是砖瓦结构，墙没土房厚。那房建的也差，漏风的地方很多，夏天每逢下雨，靠烟囱根处总要漏，滴滴嗒嗒的，郭华那时是个瓦工，我曾问他，这家伙跟我打哈哈，告诉我：“所有的砖房都得漏，没有不漏的房。”我听了之后很纳闷，但我没有那方面的知识，也驳不倒他，不得已，只能把被褥卷巴卷巴，用脸盆来接。雨大的时候常常要使上好几个脸盆。
    比较难熬的是冬天，尽管你已将一切可能漏风的地方，都用纸糊上了。但屋里还照样进风，为了屋里暖和，你就得多烧柴火，但多烧柴火屋里就冒烟，又呛得受不了。再逼着你将门打开，一开门，屋里又冷了……。如此循环往复，令人无可奈何！
    作为知青中的住家户，我已有了扎根边疆的思想准备，并时时安慰自己：“嗨，都到这份上了，那儿的黄土不埋人！”但当我听到金克也要走的消息，心里还是有点触动的！记得我当时很详细地问了金克办病退的过程。“要找陆留玉！营里的病退都是他管的。”他说，“办病退是要送礼的。”我有点惊奇：“还要送礼！哪要送多少？”“我送了大概七八十块吧。”“都送点什么东西？”金克一一告诉了我。如今，我已记不起那礼物的详细清单，就记得其中有一条床单。
      说句实在话，自打到黑龙江后，我从没给人送过什么礼，也根本没从那上面去想。这倒不是我把钱财看得太重，舍不得破财。恰恰相反，直到如今，我依然是一个对钱财没什么概念的人，有钱固然也好，没钱也不会去孜孜以求。一直以来，钱财对我来说，不是太在意的。但送礼则不然，这似乎关乎到自己的人格、自尊诸此之类的东西，有点不太好弄！  

      77年起，和我比较走的近的几个知青，周敬华、吴龚宝、徐具初他们会经常到我的小屋来坐坐。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办病退。”
      那时我们身上没有什么病，平时也不太留心疾病和医疗方面的知识，因此在讨论怎么办病退的问题上，主要是听那些已经办成的人怎么说，尔后再自己进行分析。
    肝炎、红斑狼疮、精神病、肾炎、美尼尔氏症、各种癌症、类风关、原发性高血压……。一句话，一切能要命的，但一时还要不了命的疾病，都在我们的考虑之列！除了要考虑得什么病之外，还得考虑自己的病史、考虑退回去之后，应付检查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学习应付检查的各种技巧。
      时至今日，我已忘了那几个好朋友分别是按什么病办的病退，能隐隐约约记起的是，有一回，周敬华从食堂割来了约有五斤肉，还带了一桶油，和徐具初一起来到我们家。那一次，好像还有个吴龚宝，我们用大锅做饭，小锅炒菜，（煤油炉里烧得是吴龚宝拿来的柴油，烧起来有一股呛人的烟味）边吃边唠，讨论最多的，就是办什么病最容易在上海通过。那时主要是他们谈，我听。因为对我们已成家的来说，政策还不太明朗，看着他们诚实的面容，侃侃而谈的模样，心里有一种淡淡的落寞。
      有很多招数，都是听徐具初说的，但我没试过，委实不知是否灵验？但我愿意写下来，贡献给大家，以防失传。比如要办肾炎，你又没有肾炎，医生开了化验单，要验小便，你怎么办？很简单，你只要往小便里滴上一滴血就行了，你可以把自己的牙龈弄出血来，再往小便里吐一口唾沫，也可以带一根针，将自己的手指戳破，挤上一滴血进去。不能挤多了，恐红血球太多了露馅。
    办美尼尔氏症好像比较好办，那时医院的检查水平也比较低，光听主诉，你就一味地说头晕，他也没法排除你。
      他们还告诉我，如果是办高血压，应付检查时有两个办法，一是不睡觉，二是喝大量的酒，并吃很油的肉。当然也可以吃麻黄素，具体吃多少片我已忘了。
      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心里酸酸的，知青何罪之有？他们不就是没有路子，人老实，家里没有一个有本事的爹娘吗？本来上山下乡就不是他们的本意，说得不好听点，都是被逼着下的乡。如今改朝换代了，政策改变了，你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些知青堂堂正正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些已经吃过苦的人儿再遭一遍罪呢？     
      没想到过了没几个月，突然传来消息，说是知青就是成了家，只要双方都是知青身份，同样也可以办病退，这使我惊喜莫名。
      我走的是和金克、周敬华、徐具初和吴龚宝他们同样的路，我很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平时在我这儿的唠嗑，正是他们不经意间的谈话，使我开了窍，使我粗具了办病退的知识，和妻子商量后，我们便开始了自己的办病退的行动。第一，写信叫家里寄礼品。第二，去卫生所拿几本空白病历本，第三……。
    没多久，在一个晚上，我带着上海寄来的礼品，敲开了陆留玉家的门，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我心甘情愿地送出了人生的尊严。目的只有一个，回家！
    二营卫生所的病历本它的式样我还能记得起。横长竖短，有点像当时的连环画而略小。
    我一年到头也没什么病，病历本上空荡荡的，就像我如今瘪瘪的口袋。要办病退，必须要使自己的病历本丰富起来，记得我当时那个不大的家里，还藏有一本医学方面的书，里面很有些内容可以借鉴，于是找上几支粗细不一的钢笔，买两瓶不同颜色的墨水，我就开始了病历的伪造过程。经过仔细斟酌，老婆办得是美尼尔氏症，我决定办原发性高血压。
    好像还问谁借过几本病历，到底是谁？我已全然忘记了，借病历的主要目的是要模仿医生开的药，品种以及剂量，也要模仿医生的字体和签名。
    我自认为自己的模仿能力还是蛮强的，张大夫、廖大夫的字都是我模仿的对象，从病情记录、检查、医嘱、处方签字我都能模仿的像模像样，也就没几天的功夫，两套病历就搞好了。
    我还记得那次去陆留玉家，老陆胖子笑模呵呵地对我说：“你怎么也跟着办病退，就在这儿扎根得了。”他打我的哈哈，这个陆胖子！“我，我还是想回去。”我嗫嚅地说，心中有那么点揣揣然。“那好办，过几天我就上团里去，我这手里还有好几份呢。”
    说句良心话，我送的东西不算多，别的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光记得其中有两盒铁盒装的大白兔奶糖。陆胖子还真肯办事，没过几天就帮着把病退证明给拿来了。
    病退手续一到手，我们立刻开始处理家里的财产，锅、缸、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一个五斗橱、一个独脚台、两把椅子、两个凳子，总共就这点家当，该卖的卖，该送的送，也就几天的功夫就把家里的那些东西处理完了。
    来回路上的折腾，几乎化完了我们所有的积蓄，变卖完那点仅有的家当，再除去路费，回到上海，夫妻俩也就剩二百多块钱。
    79年的秋天，我们夫妻俩回到了上海，那时农场已经算批准了我们的病退申请，愿意放人了。但上海这儿还没批接收呢，要上海街道批准了，你才能把户口落下来，只有落下了户口，然后才能有工作的资格。老大不小的我们只能干呆在家里，连同两个孩子，吃住在我父母家里。
    当时我所在的徐汇区，病退回来的知青非常多，复查也比较严格，我办的是高血压，最少检查、复查了有五六次，为了应付检查，我特地咨询了很多人，其中周敬华给我意见是最管用的，他告诉我：“量血压时，在医生给血压计加压的那一刻，你要把十个脚趾使劲地往里抠，提肛收腹，将腿部的肌肉紧张起来，这样就能使自己的血压升高不少。”
    为了应付检查，我父亲特地从医院里给我借来了一个血压计，那几天，我就整天在家里，自己给自己量血压，以测试肌肉的紧张程度和它对血压的影响，大概过了四五天，我就基本学会了自我控制。
    记得有一次，居委通知我去复查，在地段医院，为我复查的是一个女医生，年龄比我稍小一点，那时我对血压的控制还不太熟练，很紧张。她给我量了好几次，一次高一次低的，差别很大，弄得她很恼火，她一下子站了起来：“你这个血压我没法给你量！”她大声地斥责我。血一下子冲上我的脑门。“怎么没法量。”“你自己知道！”“我妻子小孩都回上海了，你叫我怎么量！”我很冲动地说。她立刻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柔声得问道：“那我们再量一次好吗？”这时，我能很清楚的看到她脸上的变化，这是从气愤到怜悯的转变……。
    我忘了后来这血压是怎么量的，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次量血压的数值，高压155，低压110。
    在回沪的半年后，我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准迁证明。这时的我，已能把自己的血压控制的出神入化，要150就150，要160就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