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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梦知青情 》知青文化(海南)论坛纪要

已有 573 次阅读2014-6-9 19:58 | 中国梦, 海南

《中国梦知青情 》知青文化(海南)论坛纪要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党校支持下,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联合主办的《中国梦知青情》中国知青海南论坛系列活动于5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省万宁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代表600多人和100多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会议及相关活动。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符气浩同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同志、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主任钟扬等领导同志出席。

当前我国各方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愈加激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借知青问题研究,以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混淆视听,借文革问题全盘抹黑和否定上山下乡。说上山下乡政策是“历史的反动”,“是一场反社会的运动”、“违背人性的运动”,“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等等。以此来抹黑广大知青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国家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努力拼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是走什么路、举什么旗、要不要坚持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鉴于知青人数众多,知青问题比较敏感。这些言论通过网络等媒体扩散,涉及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内容和实质已经不仅仅是知青问题的学术讨论,而是以知青问题为借口严肃的大是大非问题。而我们认为正面的声音却发声很少,反而成了弱势。这种现象激起了知青中广大共产党员和关注知青问题的社科工作者们的警觉和义愤。

此次论坛以实现“中国梦”为主旨,以弘扬延安精神和知青的爱国情、爱党情、爱民情为主要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事实和史实,并结合知青自己的切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精心准备并宣讲了50多篇论文(全部论文将整理出版论文集)。回答和澄清了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和以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言论。

论坛期间还举办了几代知青模范代表与当代大学生的互动交流,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以多种形式高举鲜红旗帜,弘扬正能量,阐述和宣明广大知青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坚决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誓言!

 一、此次论坛的共识和理论收获

1.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不是“文革”的产物

论坛在上山下乡与“文革”关系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自1939年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提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倡导的: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延续。其精神实质至今都是我们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的正确方向。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知青上山下乡,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长期以来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国家要强大,只有发展工业。而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黄金储备。社会主义制度和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国家只能靠农业来积累资金。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非常落后。广大农村基本上还在使用原始的劳动工具,人口占全国80%以上,文盲达90%以上。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无法发展现代化农业,也无法完成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更无法解决发展工业必须的新增工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吃穿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中学教育得到极大发展,中学生毕业人数激增,而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不具备都安排到工矿企业的条件。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人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人需要20000元。而农业生产劳动工具价格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广大农村却恰恰缺少有文化知识的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大力号召和安排城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以形成新的生产力,加快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快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针对当时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和国防状况,共同提出并且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实践。其基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以抵制、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它是我们党一贯提倡、坚持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和平建设年代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方针。

 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政府在“文革”前就制定的,有着长远规划和部署的一项政策,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受到了“文革”的干扰。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1957年4月刘少奇副主席指出:“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196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和政府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1963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他着重指出,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规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邓小平总书记在1964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按照中央的部署,1965年8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编制了从1966年至1980年的安置规划,全国15年共安置1100万至1200万城镇知青到农村。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期间,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所以,“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下乡人数众多,但这仍然是“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继续和发展,仍然是国家在长期坚持和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布结束“文革”后,知青上山下乡仍继续推进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既使没有“文革”,知青上山下乡会更有计划性的持续开展下去。在实践中,知青上山下乡政策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不断调整。当城市和工业发展具备了必要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特别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业已基本完成之时,广大知青陆续返回城市。从1968年开始实施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宣告结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知青上山下乡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号召并坚持,由政府组织,以城镇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疆为主要特征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长时间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和边疆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由于受到“文革”干扰,在实施过程中,从组织形式到管理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上山下乡。

2.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做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必须肯定

论坛坚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出发,以丰富、坚实的事实和大量原始数据,证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城市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在艰苦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条件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科学种田、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屯垦戍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们奋斗在各条战线上,为推动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做出了巨大贡献。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经受磨砺的同时,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与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推动了农村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知识水平,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为加快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乎一代农村青少年都是知青的学生,无数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农民受到过知青赤脚医生的救治。知青当年建的水库和农业设施至今很多仍在发挥作用,当年知青开展的科学种田、科学实验发展生产的业绩老人们聊起来仍然津津乐道。40多年来广大知青与第二故乡的深厚情感和与乡亲们之间的亲密交往从来没有间断。40多年后的今天,知青上山下乡仍然受到接纳过知青的各地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人民的评价是衡量历史事件的重要标准。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一代知青,用青春和汗水,忠诚与智慧与祖国共命运,形成了以“爱国、奋斗、奉献、担当”为主要特征,以“承上启下”为历史责任的知青精神。它源于并与延安精神一脉相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数千万知青的奋斗史、创业史、探索史。党和国家不会忘记知青的奋斗和奉献,共和国的历史上记载着知青浓重深厚的一页。

3.知青上山下乡对培养一代代青年健康全面成长的启示

世界上敌对势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便企图通过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沦为他们的附庸。他们采用虚无历史,把他们 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尤其是影响和争夺青年一代,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和接班人。使他们丧失理想信念,骄奢淫逸、好吃懒做,一心崇拜“金钱”,崇尚“个人利益至上”。他们用这种手段使得苏联亡党亡国,现在更是对中国加快了“演变”步伐。

 能否使“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持续发展下去,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毛泽东主席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同时看到“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一条“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是为了巩固政权、富民强国而采取的具有明确目标的长远战略思考和国家行为。

 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正确的世界观,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中国农村仍落后于城市,还有许多地方生产力落后,环境艰苦。青年人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磨砺,艰苦奋斗,才能真正感受到建设和创业的艰难,感受到肩负的责任,才能既理想远大,又脚踏实地,一步步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青春与力量。这和中华民族历来传统的培养人才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数千年前,我们的先贤就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强调艰苦环境的锻炼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无数先贤志士和优秀人才,都是从年轻时起就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磨练成长起来的。

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广大知青在党在指引下直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朝夕相处中,感受了劳动的艰辛和伟大,懂得了人民和国情,学习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从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人才,成为新时期我国建设发展的中坚和骨干。

知青是中国当代实现中国梦征途上一个特殊的,不懈奋斗和奉献的群体。一代代知识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社会基础力量;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亲历者、实践者、拥戴者和社会群众基础。他们是承上启下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重要社会推动力。

二、此次论坛的新尝试

 1.新老知青互动交流 

此次论坛邀请了著名全国知青模范董加耕及薛喜梅、刘继业等同志。董加耕同志在开幕大会上以自身扎根农村五十多年,献身农业发展的成长经历,诠释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事实。山西平陆毛家山原天津知青带队干部郝广杰重返第二故乡,再次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以74岁的高龄带领农民创办新型合作社,艰苦创业,脱贫致富,以生命践行着共产党员不懈奋斗的精神,感人至深。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几十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延安志丹县现任副镇长的女大学生“村官”胡向艳以6年多的农村基层工作经历,讲述了当代大学生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锻炼成长,实现人生价值,继往开来传承延安精神的体会。他们的讲话激起了全场同志,尤其是特邀参加论坛会议的海南三亚学院100多名大学生的强烈共鸣和积极反响,感到深受教育和心灵的震动。一些大学生代表连续3天坚持参加论坛活动,感到受益匪浅。论坛还专门安排半天时间举办新老知青座谈会。大学生从老知青身上学习人生道理和探讨对今后要走道路的渴望,使老知青们深深感到自己肩负传承责任的重担。作为与共和国一起风雨兼程60多年的老知青,大家一致认为把延安精神承上启下地传承下去,这是最大、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一定要尽力发挥积极作用。

 2.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此次论坛集中了江苏、上海、天津、福建、河南、内蒙古、北京、黑龙江、海南和南京志愿军老战士合唱团等来自全国知青演艺联盟25个艺术团的400多名演员,他们跨越年龄宛若中青年的表演,充分展示了老知青们白发红心,不懈奋斗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采。他们以“弘扬正能量,共筑中国梦”为主题,表演了三场近60个不同形式风格,很多是原创的精彩文艺节目。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主任钟扬同志现场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知青礼赞》,慷慨激昂、激情四射,赢得热烈掌声。在《红旗颂》节目中几十名老知青共产党员上台,在郝广杰同志的带领下面对党旗庄严地重温入党誓言,给全场观众以震撼。当地民间海南歌王也从海口赶到万宁,登台演唱,受到大家的热情欢迎。整个演出活动非常成功。

同时论坛还展出了各地知青特为此次论坛创作的200多幅畅抒《中国梦.知青情》的优秀美术和书法作品,全部精心装裱后展示在大会会场,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水平很高,展示了老知青中藏龙卧虎、才华横溢的艺术造诣,为论坛增添了光彩。

3.与企业合作共赢

此次论坛得到了海南向阳海养生服务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的赞助和支持,体现了他们对知青的真情实感和对传承延安精神的高度热情。而知青到海南开会,为企业开辟更多知青群体海南旅游提供了机会,也为新老知青提供了一次“同诉知青情、共筑中国梦”的交流机会,可谓一举多赢。这为知青群体开展有益活动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三、论坛提出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推动延安精神进校园活动

“延安精神进校园”是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多年来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近年来,一批年过六十的老知青,有的是成功的企业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退休的普通教师,如大连知青孙奎连、上海知青徐桔桔、北京知青贾爱春,也有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带队干部,年过七旬的郝广杰等,舍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带着自己的积蓄,有的甚至毅然卖掉自己城里的房子,带着全部家产回到曾经插队的第二故乡,组织农业或专业生产合作社重新艰苦创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改变农村面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了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赞誉,事迹感人至深。他们身上所反映的精神品质,所展现和弘扬的就是伟大的延安精神。他们是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身体力行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时代英雄。我们现已部署了在天津、昆明等十余城市,以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为主要对象,开展《中国梦?知青情——老知青重返农村艰苦创业事迹巡回报告》活动(包括互动、座谈、展览、演出等)。这对弘扬延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有着多方面积极的意义。我们希望该项活动得到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党政部门及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支持配合,更多更好地发挥优秀老知青的作用。

 2.建立“延安精神教育实践培训基地”

在《中国梦.知青情》系列活动中,我们将在各地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在有积极建设意愿和一定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延安精神教育实践培训基地”。为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村官”学习实践培训和老知青开展互动交流及文化活动服务。初步设想拟在河南郏县广阔天地乡(毛主席1955年批示的地方)、延安地区;盐城地区(全国知青模范董加耕所在地);天津宝坻县(全国知青模范邢燕子、侯隽所在地);山西平陆县(重返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合作社的原带队老师郝广杰所在地);内蒙赤峰市(重返农村担任村长、党支部书记的大连知青孙奎连所在地);黑龙江逊克县(重返农村组织合作社的北京知青贾爱春、上海知青徐桔桔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海南知青之家)等地逐步筹建。

 3.董加耕同志建议将“大学生村官”改叫“大学生村干”

 全国知青模范董加耕同志提出:大学生“村官”制度已实行多年,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在实践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大学生村官”的提法值得商榷。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当官的。大学生到农村当干部,是服务农村、农民,一下去就冠以“官”称,对大学生和农民的感觉和引导都不好。建议改叫“大学生村干”。即不影响这项制度的本质、贯彻及其含义,更有干事、实干的内涵。一字之差,意义深刻,也更易于受农民欢迎和大学生到农村后的自我定位。大家一致认为建议很好,特此提议。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同志在论坛上作了主旨讲话和总结。对论坛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开展的各项活动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青年部

 2014年5月31日

注:本文材料来自内部邮件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简解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5月18日。1989年,一批曾在延安战斗、工作过的强晓初、杨植霖、王甫、郁文、黄钢等老同志动议,成立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专事延安精神的研究工作。他们认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从初创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胜利的时期,其成功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这些曾在延安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有责任做些研究工作,弘扬延安精神,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新贡献。此动议得到彭真、马文瑞等同志的支持,经民政部批准,199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彭真同志应邀担任名誉会长,并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题写了会名、写了贺信,马文瑞同志被选为会长,现任会长是李铁映同志。研究会汇集了大批从党政军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子女和热心弘扬延安精神的中青年同志,有会员1000余名。1994年,根据彭真同志的提议,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创办了以“传播优良传统,讴歌中华文明,弘扬延安精神,锤炼四有新人”为宗旨的会刊研究会的中心任务是学习、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设有理论宣传组、组织联络组、发展研究组、史料信息组、经费筹集组、青年组、文化组和办公室等组织机构,办有《中华魂》杂志和《中华魂》网站,并与全国各地100余个延安精神研究会和有关学术组织保持紧密联系。
         研究会成立二十年来,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中央党校的领导下,高举旗帜,服务大局,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积极组织各种活动,队伍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在弘扬延安精神和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现任领导
顾问:刘延东、杨波、于明涛、方强、强晓初、李力安、张全景、李东冶、慕丰韵、薛明,等
会长:李铁映
常务副会长:伍绍祖、逄先知、朱育理、令狐安、洪虎、邢世忠、有林、郑幼枚、苏希胜
副会长:
刘忠德 李树文 阎海旺 杨永茂 李德水 张保庆 李捷 李忠杰 沙健孙 李文海 罗锋 刘京 梁柱 王立平 马蓥伯 陈登才 周才裕 王修智(已故) 滕文生 徐光春 彭小枫 李慎明 钱海皓 朱育诚 唐双宁
秘书长:
苏希胜(兼)
顾问:
于明涛 王定国(女) 李力安 杨波 张全景 杨蕴玉(女) 汪家镠(女) 余建亭 慕丰韵 刘延东(女) 吴允中 吴志渊 薛明(女) 康永和 宋清渭 张文松 郑幼梅(已故) 刘华秋 康泠(女) 马尔赤 仲一(已故)
副秘书长:
耿文喜 王海珠(女) 陈寒枫

注:本文材料来自网络,根据以上《纪要》内容,在常务副会长中增加了苏希胜的名字!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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