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

（二）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至70 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特点

20 世纪60 年代垦荒运动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其最初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路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招考制度被废除。到1968 年，高初中毕业生滞留在校内的总人数达1000 万余人，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为此，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1967 年7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1968 年12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至此，“上山下乡”被视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搞所谓“一片红”。从1968 年到1978 年，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有1623 万人。

1．指令性。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主要被解释为革命理想主义原则和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还在于改变城市青年人的观念。认为只有参加劳动才是革命的知识青年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思想革命化，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平息日益激烈化的“红卫兵运动”，维护和安定城市状况。在这一些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是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在当时，一户人家除了一个孩子能留城外，其余一律都要上山下乡、支边支农。所以，更多的知识青年并非怀着美好的理想、怀着对事业奋斗的目标，在空洞的口号下，不情愿地踏上了这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被动性。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个人必须走的唯一的人生道路，广大的知识青年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着这早已被安排好的命运。首先知青对下乡后的生活认识不足，心中并无建设新农村的宏伟大志，对到来的艰苦日子无从适应。其次，知识青年们内心的飘零感和落泊感使得他们对新的“家乡”有陌生感，无法融合。再次，知识青年大多是分散插队落户的，居住劳动都很分散，无法交流。加上农村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相对城市的生活要落后、单调。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力的不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度贫困使得他们更感度日如年，不知怎么打发这漫长而又空虚的岁月，他们经历着理想破灭和被原始农村劳动改造的巨大痛苦。

3．歧视性。这种歧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搞一刀切，一片红，大批的知识青年一哄而下，在经济落后的20 世纪60 年代使得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加重，农民们的抵触情绪很大，大多数地方的农村并不欢迎这群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白面书生”、“白脚杆”，认为知青下乡是抢走了他们碗中的饭。虽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作为“接受再教育”背景下的知识青年们在那个年代作为“被教育对象”也都不可能“大有作为”，农民们抱怨上山下乡运动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包袱”，所以，在当时，捉弄和虐待知识青年的事情时有耳闻。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知识青年下乡的政策执行上，往往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或本人表现有问题的一律作为下乡的对象，使很多没有任何问题下乡的知青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抑。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在有些地方又转向了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安家运动。虽然此时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20 世纪60 年代一样在“一刀切”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性质从“分散”到“集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 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借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