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的离别

打开层封的记忆，回味人生的艰辛，四十四年前凄惨的车站离别情景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一列飞驰的火车满载着一批上海知青由黄浦江驶向黑龙江。与众多高唱战歌和笑声阵阵的热血知青不同的是：车厢一角默默地端坐着一位神情黯然，双眼含泪，茫然凝视窗外的姑娘。那就是我，一位被当时的造反派用惩罚的手段“发配”去北大荒的知青。

你一定会感到奇怪，当年第一批去北大荒的知青，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根红苗壮且要学校同意、家长同意、自己愿意的热血青年，大多还都是学校的学生干部，何来惩罚和“发配”之说呢？然而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起因是源于我对那时的分配方案不满，敢于仗义直言触痛了当时掌握分配大权的“造反派”的神经。

说来话长，66年“文革”刚开始时，作为当时班级的团干部，我也曾热血沸腾地响应号召投身其中。66年9月，还被作为学生代表派到北京参加国庆时的天安门大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可是10月份回来后，感到学校的气氛大变，北京来的红卫兵大肆宣扬如何“造反”的举动，其中最令我反感的是一位京剧名家的孙子大言不惭地讲述他把爷爷打翻在地的情景。我的心不寒而栗……接着，校园里我一向尊重的老师被批斗，我初一的班主任乔杰老师，那是一个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的好老师，她和我妈妈同龄，平时像慈母般地关怀学生。她喜欢家访，由于是北方人，问路有所不便，所以我曾给她带路陪同进行家访，家长对她的反映可好了。我非常崇拜她，就是在她的引导下，我爱上了阅读，我的语文成绩尤其是作文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我初二初三的班主任周秀兰是一位性格开朗，乐意与学生交流，教学方式形象生动的年轻教师，平时她像大姐姐似地关心每一个学生。我特别喜欢她，她也多次将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带到她尚文路的家中，和我们聊她的经历，鼓励我们不断上进。就是受她的影响，我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并曾在数学竞赛中获得过名次。可是“文革”中这两位老师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时还有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校领导竟被逼自杀……

更有甚者，造反派把班级的同学分成几类，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当作狗崽子批判。当时的我很不理解这种做法，搞不懂这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我想：出身不能自主，道路可以选择，不少革命前辈不都是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带领大众起来闹革命的吗？为什么要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狗崽子呢？然而当时的情景不允许你发出反对的声音，百思不得其解的我病倒了，病中沉思良久……病愈后，不忍心看老师挨斗，不忍心看同学挨批的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利用自己“根正苗红”的优势，带领一些和自己有着同样疑惑的同学远离学校，到一个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到那里去“抓革命、促生产”。这样既可以远离是非之地，又可以免去不投入“革命”之嫌。就这样，我淡出了“红卫兵”的行列，在同学们纷纷组成所谓“战斗团体”之际，我和一些同道合的同学以“八•二二”为名，到一个胶木厂去参加劳动了。

68年毕业分配开始了，当时的分配方向是一半工矿，一半农村。当时掌握分配大权的是“造反派”。由于我们“八•二二”组的成员长期未能积极参加学校的运动，当然成了任人摆布的棋子。也许是顾及我的“根红苗正”，也许是造反派的头头念及我曾与他有同桌之谊，第一分配方案公布时，我的名字在工矿里面，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当时班里所谓的造反派绝大多数都在工矿名单里，而我的“八•二二”战友却几乎都在农村的名单里。明显不合理的有一位女同学，在家中排行老三，她的2位姐姐都已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她的名字居然也在农村，还有其他几位完全应该留在工矿的，也被分到农村，而造反派中，哥哥姐姐已在上海的，却依然被分在工矿，据说他们有种种的证明……我愤怒了，这太不合理了！这么可以这样呢？当天我就到区里去反映了这一情况，谁知这下竟触怒了当时的掌权者，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串通一起，互相庇护的，我对造反派的指责触痛了他们的神经。第二天，当班级的分配小组知道我竟敢向上反映时，恼羞成怒了。他们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分配方案，其中最主要的是将我的去向由工矿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天，“造反派”得意洋洋地在班里宣布分配方案，他们冷冷地看着我，希望看到我的失态，我的懊恼，如果我敢公然反对，他们就会以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不愿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而对我进行批判。我心里十分清晰地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惩罚”，这是报复！但听到有个别同学因为我的反映，还是从农村改为了工矿，也就释然了。望着那些在用幸灾乐祸的眼神盯着我的造反派，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一个触痛他们神经的人，如果不同意去黑龙江会是什么下场！于是我缓缓地站了起来，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说：“毛主席指引的路，我会高高兴兴地走，但请记住：你们可以安排我的去向，但左右不了我走的路！我的人生路会用自己的脚步扎扎实实地走出来……”

我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得知第二方案后，妈妈病倒了，她整天泪流满面，不知所措。出身不好的班主任老师内疚于自己的无能，不敢公然反对造反派的决定，只得悄悄地对我妈妈说：“你可以到学校去反映，你儿子已报名去黑龙江，这样也许会有转机”妈妈檫干眼泪，准备去学校，我强忍心中的伤痛，紧紧地搂住妈妈，故作轻松地对妈妈说：“我求您不要去，我已表态；要高高兴兴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我不能食言。再说，我去黑龙江，弟弟就能留在上海，家里没有损失的。”母亲再次流泪了，她知道这个貌似文弱的傻女儿，一旦下定决心，谁也无法挽回。“八•二二”的战友也震惊了，他们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们更担忧我一人孤雁北飞会遭到更大的报复……“跟我们一起去崇明吧！”来接学生去崇明的杜队长也说欢迎我去崇明，妈妈也求我去崇明落户。倔强的我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因为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誓言——高高兴兴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我劝妈妈和战友们放心，我不会给他们丢脸，我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8月19日，是我奔赴黑龙江的日子，已到崇明农场报到的“八•二二”战友经杜队长批准后，全部请假回上海来送我了。可当时一个知青只有2张进站的送客票，妈妈执意要送，爸爸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弟妹伤心啼哭不停，无奈，战友们推选了一位女同学作代表，以便照顾母亲。清晨，我们离家后一起集中开了誓师大会，可怜我的母亲急急忙忙就往车站赶，车站还未开门，她和我的同学早早就等在铁门边，伸长脖子寻找我的踪影。此时边上还有一位同样焦急地寻找女儿踪影的父亲。不一会，人流就拥挤起来，有票的没票的挤成一团。炎热的夏天，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喧闹声，那场面真是难以描述……突然，大门开了，有票没票的人不顾一切地拼命往里挤。我的母亲，一位因爱女被“发配”去黑龙江而多日未能好好进食，多夜以泪洗脸的妈妈，一下子被挤倒在地了。多亏了身边那位也是送女儿的父亲，他不顾一切地撑在母亲身上，并大声疾呼：“文攻武卫，快来人啊！要出人命了！”护送妈妈的同学代表也被挤得踉踉跄跄，不能自顾，只得大声呼唤。待文攻武卫赶到，母亲的衣服已被挤破，胸前的扣子没了，双手拎着的食品被踩成烂泥，人也无法站立，文攻武卫扶起母亲并将她交给医务人员。

那一边，知青乘车进了站，上车后，我四处张望，见到的有随我跳上汽车，差点被赶下车的弟弟、有奔跑得浑身是汗的众多战友，有一直疼爱我的邻居姐姐，却惟独不见有送客票的妈妈和同学。我的心不由紧抽起来……火车汽笛鸣叫，忽然我见到远处跑来一群人，还恍惚听到妈妈的声声呼唤：“阿芳！阿芳！”是妈妈在呼唤我的乳名，声音却与往常截然不同，凄惨而又悲凉。“妈妈！”我使劲地将头伸出窗外，随着传来妈妈呼唤声的方向张望。只见妈妈双手护胸，由同学搀扶着晃晃悠悠地向前奔跑，身后不远处还有2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妈妈似乎听到了我的呼唤，又似乎是不愿意让我看到她的惨状，她停下了脚步，对着我点点头，双手更是下意识地护住了胸前，双眼满含着泪水却硬是没让泪珠滚落。我明白了，我的好妈妈她是记住了我临行前再三的请求：“一定不要哭泣，不要用眼泪告别，不要让人看笑话！我说过的，要高高兴兴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相信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然而，老天爷是故意要考验我的意志，还是有意在作弄我？！为什么会是如此凄惨的别离场面？我恍惚看见妈妈双手护住的胸前有斑斑的污迹……“妈妈，你怎么啦？”我拼尽全力大声呼唤，恨不得跃出窗外，飞到妈妈身边。看到我已跃出半拉身子的情景，母亲焦急地叫唤：“不要，不要！我没事，你放心吧！车要开了，自己当心啊！”伴随着车轮的滚动声，耳边又断断续续地传来母亲的呼唤声：“阿芳，阿芳……”我心如刀绞，妈妈胸前的斑斑污迹始终在我眼前萦绕，妈妈，妈妈，您可千万保重啊！我默默的祈祷着，我心如刀割，胸中似有千斤重石，我的双眼盈满泪水，我的神经似乎麻痹了，我呆呆地凝视着窗外……

这就是我的离别，凄惨而又悲凉的离别。

到兵团后，同学和家人纷纷来信安慰我，都说母亲安然无恙，一切安好，要我放心……

两年半后，当我入了党，提为连队副指导员后，第一次回沪探亲踏进家门，看到妈妈变得苍老瘦弱的身体，才知道：当年如果没有那位也是送女儿去黑龙江的父亲的相助，那么我当年离沪的日子也就可能成为母女的诀别。遗憾的是始终不知这位救命恩人是谁。当年车站离别时，母亲的肋骨骨裂，疼痛难忍，一直卧床三个多月，且从此患上美尼尔氏综合症，经常复发犯病。然而，我的好妈妈从车站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去看自己的病，而是急忙请家人和我的同学立即按照通知书上的地址给我写信：说她平安无事，让我不必担心。这就是我们这代知青母亲的伟大母爱！

四十多年过去了，高堂老母已于去年五月仙逝。而今，站在母亲的墓碑前，四十多年前，妈妈双手护胸，双眼盈泪，却仍然顽强地向我点头示意：“妈妈来了，妈妈在这里，我没事，你自己当心啊……”的情景依然会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