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涨潮落:知青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1990 年代出现的知青文化热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各地的知青文化热，以知青岁月回顾展为主要平台，以大量的图片、实物和文字资料向公众介绍他们曾经的知青时代的苦和乐。基调是: 青春无悔。如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沈阳、重庆、成都、厦门、杭州、哈尔滨、西安等大城市都先后举办过这类展览，参观者主要是知青，还有许多年轻人，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当年输出知青人数达113 万的上海，却是一片寂然。二是地区性的知青回忆录大量出版，林林总总达数十种，基本上是知青们对知青时代的集体回忆，基调是苦难与风流，一代人曾经同有的酸甜苦辣。如北京赴北大荒知青出版了《北大荒风云录》，北京赴内蒙古知青出版了《草原启示录》，赴延安知青出版了《回首黄土地》，赴山西知青出版了《老插话当年》。重庆知青出版了《红土热血》，成都知青出版了《青春无悔》和《知青档案》，武汉知青出版了《我们曾经年轻》《沧桑人生》等等。这些不同地区的知青回忆录，以大量资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形象化的史实，为今后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三是各地知青纷纷成立知青艺术团，这些知青艺术团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当年红卫兵宣传队和农村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内容，具有了浓厚的怀旧色彩。四是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以知青为招牌的商业性的企业和产业，如知青酒店、知青酒、知青茶、知青商标的商品，都试图以知青群体为消费者来进行商业运作，获得较大的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知青产业企业大多数关门。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是以全体消费者为对象的，这种以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为对象，以怀旧情绪为切入点的商业运作，注定是“此路不通”的。五是一大批具有深度的知青文学作品的问世，有力地推动这一时期知青文化热的升温。进入1990 年代的知青作家们，在创作上更加成熟，无论在选材、小说的结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社会和时代的批评力度上都更加深刻犀利。如叶辛的《孽债》，以1979 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为背景，描写了在15 年后，被遗留在云南的知青子女来上海，寻找他们父母的经历，展示了两代人的悲剧。好不容易结痂的伤疤又被捅破，昨天的梦魇又来困扰他们已经平静的生活，这是令人难堪的现实。小说形象地揭示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是，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活着。梁晓声的小说《雪城》《年轮》以全视角的场景，犀利地揭示大返城后的知青们在时代的大变革面前，他们的困惑与无奈，他们又一次不屈的抗争。使广大读者对这个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群体肃然起敬，他们是好样的! 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1979 年云南10 万知青大罢工、绝食、请愿为主线，终于胜利大返城，反映了中国知青史最悲壮的一页，令无数读者读罢放声痛哭! 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写出站在世纪末交接点上的老知青们，在社会的转轨期，面临的困惑与选择。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它们将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化热推向高潮。同时第一部知青诗歌集《中国知青诗抄》出版。六是开始出现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著作。这时期，最具有权威性的知青史研究成果是中国社科院定宜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 上下两卷) ，他们是内蒙古知青，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他们填补了中国知青史研究的空白。同一时期，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知青群体为对象的社会学著作《时运与命运》。这是首部采用现代统计方法，对知青中老三届群体的生存状态做系统的社会调查与分析研究，也是第一部获得国家社科立项的课题。这些理论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启开了理论研究的序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第四个阶段( 1998—2008 年) 知青文化从辉煌走向低谷时期。知青文化热在1998 年，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30 周年达到高潮，在这一年全国各地出版的知青文学与纪实作品不下50 多部，但是其中大多数作品缺少反思精神，仍然沉浸在昨天的知青一代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自恋”中。从而引发关于知青文化价值观的争论。如“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之争，“丑陋的老三届”之争。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抗抗的文章《无法抚慰的岁月》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经被我们反复地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与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关注，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一次公诸于世，然而到了20 世纪末，我们能不能低头回首，审视一下我们自身?”，她认为知青这一代应该有自我反省意识。与此同时，还出现另一种现象，一些出生在1960 年代的并没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也涉足知青文学。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耳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等。他们的作品多半从农民的视角和隔代人的眼光来写知青，将那场浩劫写成农民是受害者，批判知青独揽了话语权。对此，有人叫好，认为这些局外人为知青文学融进了新意。但是在广大知青中，却认为这是对知青一代人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