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涨潮落:知青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从1998 年后，曾经辉煌的知青文化走向低谷。那些一度活跃在文坛上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沉寂了，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书市和书摊上很少看到近几年出版的知青文学作品。一度非常热闹的知青艺术团演出也偃旗息鼓了。为什么知青文化走向冷落? 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有关。从19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大踏步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整个文化事业受到冲击，文学创作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全社会出现浮躁的心态，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创作不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作为反映一代人生命历程的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中被边缘化是理所当然的。不少以“为一代人立言”的知青作家，受世风影响，开始热衷于商业化的时尚文化创作，有些知青作家对如何深化知青文学创作陷入痛苦的思索，如果按以前的老路子写下去，惨白乏力，吃力不讨好。一些责任感比较强的作家意识到，知青文学必须走出自恋，只有将知青题材放在文革和社会转型两大背景下审视，更要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知青文学和知青文化才能够突围。更重要的是知青文化的冷落与这一时期知青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关，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知青们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分层与分流: 第一次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 年代中期的“隐性分流”，一大批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社会的精英层。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显性分流”，知青中的大多数成为社会转型的成本的承担者，他们又一次“为国分忧”，在国企改革中下岗，被迅速边缘化，成为贫困群体。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非市场经济的过错。面对如此沉重的社会现实，如何引导知青一代人走出心理上的失落，启发他们以一种阳光心态，直面人生的新的挑战，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到新世纪的知青文化走向与发展上。

在这个长达10 年的知青文化冷落期，知青文学创作也出现几部精品: 如邓贤的《天堂之门》，作者描写了一群从《中国知青梦》里走出来的老知青，以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从而上演了一幕幕生死恩怨、大起大落的波澜，写出这个群体在商品大潮中的必然分化，具有强烈的反思意义。

在这一冷落时期，令人可喜的是“另类知青文学”创作的兴起，虽然作品不多，但是却具有代表性。它们是对传统知青文学的颠覆与反叛。它们或在形式上标新立异，或在内容上巧取一隅，或者在思想上特立独行，或以最本真的面貌出现，这类作品反而比虚构的文本更加具有思想深度，其塑造的人物更具典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2001 年上海长篇小说一等奖的，北京女知青潘婧创作的《抒情年代》，它刻画了一群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理想抱负与现实冲突的故事。这是一个先前知青文学中从未出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知青中的一群“精神贵族”，有意识地与农民保持距离。在普遍的精神贫困中保持着独立与自由。由此出发，以后他们成为诗人、顽主和社会栋梁。天津女知青作家李晶写的《沉雪》，描写北大荒女知青中的“同性恋”，反映了知青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闷，是对人性的强烈呼唤。天津知青作家牛百诚的《最后一个知青》，是一部具有震撼力的知青小说，描写一个有意识地要脱离知青群体，要求融入农民群体的与众不同的知青，在一次次理性与野性的冲突后，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还是被农民群体拒绝了，他痛苦地徘徊在两者之间，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多余的人”。由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爱录》《中国知青民间档案文本》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也在这期间问世，他们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本着还历史本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试图搭建一个中国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平台。

令人欣喜的是，在1990 年代处于寂然的上海知青们，在2000 年，由《上海知青网》的创办， 2002 年《上海知青》杂志的创刊，使上海知青文化的发展有了空间，孕育了后来居上的上海知青文化的兴起，由于信息的传播，对2008 年开始的全国知青文化热的再度升温是有力的推动。

第五阶段( 2008 年以后) 全国各地知青文化热再度升温。新世纪之交最初几年，全国各地的知青文化虽然比较清冷，但是，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更加迅捷。在短短几年里，各地出现了近百家知青网站，与此同时，在各地，各种民间性质的知青联谊会自发地诞生，为知青群体的沟通交流，联系友情有了一个空间。在一些大中城市，知青文化热出现反弹现象。如当年曾经输出113 万知青的大上海，以下乡地区的团营连、县、公社而聚合的知青联谊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并且与接收地区的第二故乡建立联系。而在重庆、哈尔滨、厦门等地，知青文化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甚至与政府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与此同时，在各地，由于老知青群体在国企改革后，大多数人下岗，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他们面临着退休、养老、医疗、住房等棘手问题，因此出现了知青维权活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大多数知青相信政府“为民执政”，按照法律程序诉求，妥善解决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