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总是时运不济。[/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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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见识了望不到边的田垄，经历了零下将近四十度的冰雪严寒。也曾有过许多酸甜苦辣的经历。在阿伦河边的滚水坝，打草吃鱼。在敖宝山上，炸药崩山搬石头。支援农业连队，去农田除草、割麦、打豆“早起二点半，地里两顿饭，挥膀出臭汗，干到天黑看不见”。一垄地足有七、八里地，弯腰锄草，一根垄，基本是一天拿下来了。­

我们团的前身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劳改农场，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农场改制，以接纳我们这些知青。重刑犯人已被迁走，还有一些未及转移的犯人。当时，我们的到来，是第一批北京知青，当地甚觉稀罕，我们穿着发的极像军装的“鸡屎绿”、“狗屎黄”的军垦大衣，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晃在农场的路上，还去探望了“小号”（重刑犯人的监舍）。据看押的警察说留下的人员有的很有才，看在我们是“堂堂的北京知青”的面子上，经警察特许，有文艺天赋的犯人为我们拉了一段小提琴。据说，该人曾经是某著名电影的音乐编剧。但所犯的事，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不过是“毛毛雨”。比如，一个“二劳改”（劳改释放就业人员）说，自己被弄到这里，不过是初中生时，在公交车上向一个女孩的花裙子上吐了一口，被关到少管所，正赶上北京清理阶级队伍，就被转移到了这个农场，谁知又正值文化大革命，于是算作破坏社会主义秩序，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后来因能力出众，表现也算是积极，被摘帽了，但也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身份不是劳改犯了，是“二劳改”。看来此人喝凉水也要看时候。­

在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在这里，我们接受谁的教育呢？这里没有贫农，我们觉得我们就够贫的了。这里劳动力的主要成分是知青本身，一部分是工人，但其前身都是劳改人员，我们总不能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吧？有个别的是“盲流”，而这些“盲流”人员，有的是逃荒来的，有的是文革批斗的逃跑人员。他们是从内地，如山东、江苏甚至远至广西跑来的，这也是“闯关东”。还有一部分是公安局的管教干部（警察）转为排长、连长等中层干部，但他们满脸的愁烦，一肚子怨气，他们本是北京市的户口，因文革来了，被就地下放，与家属分居两地。­

我们初到连队的第二天，排长来跟我们见面，他穿着掉色的也许是抗美援朝的旧军服，跺着四方步，来到宿舍，坐在我们炕头，然后眼光从我们面前逐一的扫视过去，我们感觉从小到大还没有遇到这样尖锐的目光，像是透视的刀子从面前划过。我们不敢对视，感觉莫名的肃杀之气而来，想想，我们刚到，也没干什么坏事呀。若干年后，我们都回城了。在知青聚会上，把这几个连长、排长也请来了。问到排长，当时的目光怎么那么可怕？他说因为是当预审员年代很久，跟罪犯打交道，职业性习惯了，想改也难！后来排长跟我们一起工作、劳动，感觉排长心地善良，非常实在，是真正的正派人。­

我们这个连队被称为工程连，也不知道哪个活计跟工程有关，在工程连的半年里，我们去山上采过石头，去大草甸上背过草、树条（为取暖用），去齐齐哈尔市的火车站，倒过煤。记得我们穿着破旧的“军垦服”，出入火车站的检票口，不让进，我们没有理睬，说“我们是倒煤的！”，他们疑惑的望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队伍。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十几个人被安排进2个房间。一个房间本是2个床位，加木板被改造成一个通铺。6个小伙子睡在上面。当第二天天亮，我去探访隔壁的哥们时，发现他们中段着地，头和脚朝天的蒙着被子睡觉呢。我很奇怪，这是什么睡觉姿势？这时，他们才探出头，互相看看纷纷说，这一夜，累死我了！原来是这木板铺经不住小伙子们的重量，半夜里突然从中间塌陷断开，屁股着地，两头朝天。可是这几个家伙都赖着装作睡着，谁都不愿意率先爬起来。­

倒煤任务完成后，大家要等候班车回团部。要回去了，我和一个哥们觉得该洗个澡。请假去市区一个澡堂。待我们返回时，班车已提前离开。我们只好乘坐长途汽车辗转回去。对于没能跟车归队，我们2人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主动到连部找连队指导员，作自我检讨。指导员大谈了一顿：你们出身不好，就应该老老实实，到处乱跑，说明你们的立场还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里。你们对党是什么态度？“你们没有阶级苦，难道还没有民族恨？！”我们感觉自己快成了日本鬼子，或许把我们当成了汉奸。一个知青被安排帮厨，开玩笑说起了俚语：厨子不偷，五谷不收。这是说厨师做饭一般都要先尝这一贯的做法。此话却让他被弄到大会批判。其实，跟我同去洗澡的哥们，其父革命一辈子，也是高干了，只是当时被打成了“黑帮”“”走资派“，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与人为善一些？后来听说该指导员数年后半身不遂了，我们很想知道是不是左半身残了？­

我们班被调到50里外的敖包山开山打石头。当时，本人18岁，班里的战友们因为是同学所以也都差不多。有一天可以休息，我和一个哥们去十几里外的小山村，这个山村有一条破旧的小街，在街边，我们逛进一个小酒馆里，低矮的民房，不大的窗户光线很差，几个食客在小声划拳，或低头喝酒。酒馆老板见来了2个小青年，热情招呼我们就坐。我们虽然壮着胆子进来了，但却并没有见过在这边远的东北农村的酒馆是啥样，就环顾四周，看那些穿着黑布棉衣、勉当裤，农村打扮的食客，我们甚至担心，别闯进黑店吧？老板给我们炒了一盘“摊黄菜”端出来，其实就是摊鸡蛋。看这蓬松着厚厚的、金黄色、冒着热气的摊鸡蛋，我们感觉这是天下最美的。老板问我们是否要酒？我们商量，我们这么大了还从没喝过白酒呢，这里完全是白酒（二锅头？）那就喝2两吧。酒端上来了，老板又问是否要温？我们看看别人，好像都要，就要求也温酒。当把这小盅白酒坐到开水碗中，一股浓浓的酒香立刻窜出来，我们深吸一口，香气扑鼻，无比的幸福感直冲脑门！喝完酒，我们俩人晃晃荡荡的走回十几里外的连队。几十年后的今天，尽管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一直怀念那浓香的酒，那一盘香喷喷的摊鸡蛋。­

在小山边上，是一片荒原，我们住的帐篷就建在荒原上。冬天的寒风时时吹着，大雪时常来临，就更加寒冷。没有任务时，非常无聊，缩在帐篷里侃山和胡吹。时间久了，也没得侃了，大家有些想家。有几个人私下商量逃跑探亲。有2个胆大的哥们开始悄悄的准备了。一天早上，我们起床发现少了2个人，大家知道，这2个家伙肯定是跑了。但是，也就是在中午大约1点多，连长带着得意的笑回来了，他身后是那2个逃跑的哥们，只见这二位垂头丧气，扛着行李，狼狈的跟着。原来，这二位从半夜2点就爬起来，摸黑50里，一路跌跌撞撞的，背着行李，穿过荒野，路过我们团部，再奔波40里地，一路辛苦的到达县城。班车是中午11点的，就在他们要买票把钱送进长途汽车售票口，后面一只手伸过来，对售票员说：“他们的票不要买了，我帮他们”。这二位回头一看，是连长！这二人腿都软了。连长亲自驾驶拖拉机押着这二位老兄返回连队。­

半年后，我们6个北京知青转到预制厂。这是生产水泥构件的连队。比如水泥瓦、水泥地梁、窗梁等等。­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长排砖瓦房，总长大约100多米，被分隔为5间大宿舍。每间宿舍住20左右的知青。有一天，大家忽然提议，城里住木床，在这里，我们也不要睡土炕了吧？但私自更改，是连里不允许的。而且那些材料如木板、木条去哪里找？怎么搭建呢？晚上大家躺在炕上，集思广益，一起密谋。第二天夜深了，大家爬起来，按照商量的分工，趁着夜色，分头拆炕，我们几个人拉个板车，去木材库偷木板、木方子“备料”。经过一夜的拆炕、以及叮叮当当的敲打安装，终于在天亮之前，做成了上下双层的木板通铺。早上7点多，连长、指导员们上班巡视，发现大家通红的眼睛，迷迷糊糊的神情和疲惫的样子，又听到了库房管理员的木板丢失不少的报告。才知道这些知青半夜擅自拆炕。要排长、班长及重点人员等等在大会上“作深刻检查、下不为例！”大家在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会下偷着乐。­

有了这个开头，我们又继续改造，把双层的木板床大通铺，拆改为数个单独的上下双层铺。找来木板做衣服和杂物的搁板。找木工车间的哥们加工小木桌放到床头，我从房间顶棚里拉下来电线，安装了小台灯，晚上可以看看书，写个信什么的。铺位越来越显得舒适，我很喜欢我们的睡觉环境。­

在那时代，有时候要出没在东北的荒郊野外。所以就有机会碰上狼或者熊瞎子什么的。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们这批人是由学校的老师跟火车送到兵团的。那些老师送我们到达地方，安顿好我们以后，就去另一地方继续安顿。一个月以后，老师们转回来，告诉我们，同批去的一个女同学被狼吃了。我们非常震惊！是这样的：一天傍晚，那女生下工，独自走过荒原。此时，一头狼追踪而至，先是围绕女生转圈，再就进攻撕扯衣裤。已至褴褛，衣不遮体。恰在此时，一架马车经过。车老板见此，劝导女生跟其回连队。但女生只是蹲在地上，不愿站起来，也不愿随年轻的马车夫回去。车老板再三劝导，告诉她，狼是既凶狠又狡猾的，不会走远，肯定还会回来。但该女衣服被撕烂，也许是感觉无法遮羞，也许是不信任车老板，仍坚决不走，只是要求他回去要连队的人员带衣服回来接她。当连队的同伴们赶来时，地上已是一堆白骨！老师们叹息，颜面何等沉重，竟丢掉了鲜活的生命！ ­

初到兵团的那年初冬，一天傍晚，我和一个哥们要从50里外的住地返回团部，要走过无边的荒草滩，天色越来越黑，只听得路边的沟里，也随着我们的脚步，有噌噌的急速跟来的响动，我们回头一瞬看到了2只绿色的眼睛，一下令我们毛骨悚然！我们知道现在肯定是跑不过那只狼的，尽量搜寻可用的防身家伙，但只有荒草，一时连树枝、石头都找不见！我随身的包里，只有冻得硬邦邦的馒头和一个手电筒，我们都攥在手里，但那时候，电池很难买到，所以手电筒的半明半暗，根本照不到草丛里。为防狼袭击，我们背靠背，向团部方向挪动，边防守边撤退。我们甚至有些绝望了，我们知道这个狼肯定会突袭上来的，恶战不可避免。恰在此时，有拖拉机的灯光自远处闪现，拖拉机突突的声音渐近，原来是先于我们出发的二十多人乘坐拖拉机的拖挂车，因土路颠簸，车翻人仰，惊慌失措的他们爬起来，费了很多时间查找被翻到草堆里的人员，整理行装，这样就延误了很多时间。在继续上路时，在路途遇到正在惊恐的我们。生机就是这样出现了！­

1973年的冬天，我们团需要抽调一些人去大兴安岭采伐及装运木材。我们连队名额是40人。当时我们作为兵团战士，每月的工资是32元，这个数字是固定的，多干、少干都一样。但是去伐木，却可以每月有24元的高寒地区津贴，而且能够走出我们这个小农场，奔赴千里之外去实地看看原始森林（其实，那时候大兴安岭只是原始次生林），毕竟是很大的诱惑。大家争先恐后的写决心书报名。要从有一百五六十人的连队，挤进40人的队伍，也着实不易。我想以我的自身条件来竞争（比强壮身体的东北的那些哥们，差多啦），肯定是没戏。但是我想我也可以写写试试呗。我的决心书写的很简单，没有口号，没有很多的表白，只是平白直叙，甚至委婉。但却很显得有些个别，竟然被抄写到了连队的黑板报上。连长指导员们挑灯开会仔细斟酌、精心挑选。有消息人士说我被选，我不信，于是打赌，名单公布了，我还真的在之列。当然我也豁出来乐得花巨款（1.4元）请了他一个橘子罐头。­

在第二年冬天，又选拔去大兴安岭的人员时，本人心里有谱懒得写了，已混成当时本连唯一的林区检尺员，“舍我其谁？”。直接进入队伍里，这是后话。­

我们在2个严冬进入大兴安岭林区的深处采伐、装运木材。因为进入高寒地区劳动，每人发了一件皮大衣。这是真正、也是最简陋的羊皮大衣，没面子，没领子，毛在里，皮在外，我们穿在身上，头上顶着座山雕式的羊皮帽子，一路招摇，我们都觉得自己“远看像抢劫的，近看像逃难的，原来是伐木的”。­

从白皑皑的雪原，走进了莽莽的林海，采伐的电锯与伐木号子的交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堆成山的原木，被一车车的运下山去，进入山下的储木场。由于检尺准确可靠，当时凡有我签章的检尺单均可免检，直接进入储木场，这是由当地林业局管辖的国家木材库。为此，也险些被留在了那个遥远的乌尔其汗林业局。当地人在当时的收入还是很高的，生活水平就是在全国也是比较高。人称“林大头”，凡跟林业有关的收入都不错。比如在当地有很多6、7岁的孩子上学之余扒树皮（黄花松的树皮，厚厚的松树皮油脂很多，据说可用于提炼），他们一天就可收入7元。一次，我背个挎包，里面是我们连二千多元的工资，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巨款了，不敢轻易带着，临时存入储蓄所。在一旁的工人看到，问：这是你的钱？我惊讶怎么能这么问，我自己哪有这么多钱啊！那几个工人说，我们这里一个工人一个月就能收入你这么多！告诉我，在“大跃进”的年代，一个解放大卡车，从山上拉木材，最多拉了10个挂车，而每挂一个车，就有奖金10元！这让我深深吸一口气！­

采伐、运木毕竟是危险的，第二年我连40个人再去大兴安岭，只回来39个，一个战友因在装运原木时，汽车的“海天梁”（汽车拖挂车的竖梁）突然断开，垮下来的一根原木打到了他的头部，当场倒地，再没有起来。­

林区采伐，每项劳动是必须要喊号子的，抬木头走跳板上车，号子悠扬、铿锵有力。但旁人不可站在一边看热闹，因为如果被“杠头”们看到，就会被编排在他们随口而来的号子里面，被稀里糊涂的臭骂一顿也说不准！采伐时，看大树要倒的方向，大喊“顺山倒！”或“横山倒！”伐木工人闻声跑开。跑慢了，就要被倒下的参天大树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