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程》之五

我们的伙食

1969年，我们刚刚到达团里之初，伙食还是相当不错的。

打草后，我们这个班被临时抓差，派往齐齐哈尔市火车站，去紧急“倒煤”。实际上是装卸工，清运占据轨道的煤炭货车。挥舞大板锹，一锹锹的把整车的煤末清运下车。据说一个车皮装载散煤50吨。我们2个人把持一个车厢，打开侧面的箱板，用大板锹哗哗往下撮。煤末飞扬，挥汗如雨。好在吃的不错，大馒头，肉也多。在招待所里，还有个大铁称，每晚临睡前，先称毛重，然后全脱，只剩了裤衩，净重108斤。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二三十年。

回到连队，我们又被派往距团部40里地的敖宝山打石头。这时，伙食明显不如过去了，粗粮渐多。馒头米饭只能是吃到，不管吃饱，要是饭量大，也就是是窝头伺候了。

但这样的伙食跟敖宝山村子里，村民的伙食还是好的太多了。当我们开饭时，几个村子里的小孩，倚在我们住的帐篷门，眼巴巴的望着我们正在吃的馒头。他们拿着自家烤得焦黄的棒子面饽饽，怯生的说，我跟你换换行吗？一个小子痛快的拿自己的馒头递给这个孩子，小孩吃上，笑眯眯的对同伴说，这个好吃！这些小孩们纷纷跟我们换，一个棒子面饽饽换一个馒头。几天如此。再后来，我们明白了，还是馒头好吃！不换了！

在兵团的最初几年，一直是“定伙”，也就是包伙。每月缴费12元（其实不是缴费，而是不管不顾的直接从我们的工资里扣款12元）。食堂管饭。通常是可以吃饱的。当然，饭的好坏都那么回事了。

敖包山，是草原上凸起的一座小山包，也就有百来米高，我们每天顺着缓缓的山坡走上去，在“二劳改”已经开好的岩石坑里，搬运石头，用独轮车推石头下山。在这里，我娴熟的掌握了独轮车的推车技巧，二三百斤的石头装在车上，在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可以推着跑出一溜烟。

在那时候，我们最喜欢、感觉最刺激的就是放炮炸山。“二劳改”们经验成熟，他们把岩石墙用铁杠子撬开一个缝隙，塞进炸药，再插入雷管，放长了引线，连长开始喊话，大家立即跑远至几十米开外。我们几个人很想就近看看放炮的感觉，就把小推车放倒，我们蹲下，紧紧顶着小推车的木板后面，连长引线点燃，我们紧张的屏住呼吸，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随着烟尘爆起，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蹦向天空，随即向四周飞奔，直冲而下。几个小孩头那样的石头打到我们小车的木板上，一块木板当即被砸断。还有小石头如同长了眼一样，从天空越过小车，直落到小车后面，一个哥们的脚被砸。好在那石头还不大，哥们还穿着厚厚的棉裤。无大碍。

团里认为我们开山辛苦，春节前来慰问。团政委找了几个“兵团战士”座谈，一来慰问，二来了解一下，粮食一个月定量36斤够吃吗？我们回答：不够！42斤够吗？不够！48斤？不够！54斤？还是不够。那就60斤？政委想了想，那就敞开吃吧。不够，由团里补贴。政委走了，大家私下说，谁吃的了60斤啊？

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我们连队几乎见不到米饭了，馒头也成了稀罕之物。至于为什么我们的粗粮渐多，细粮渐少。原因是，我们团的前身是劳改农场，劳改犯们在警察的看押下，勤勤恳恳的下水田耕作。四月，在东北大地，风雪还没断绝，水田里一片薄冰。踩着冰茬，能够冻透骨头的冰水浸没膝盖。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水田里插秧。这个活是很苦的。来自城市的知青们一个个哪里受过这个呀，以致水稻田，收割时几乎无稻可收，水稻变旱稻，播种100斤，能收上来10多斤就不错了。原来亩产400斤的优质稻田都荒废了。东北的土地广阔，一望无边，可是这里的种地习惯是广种薄收，耕地撒种，就等着秋天收获了，于是小麦长的不高，稀稀拉拉，远看麦子跟草差不多。可是高粱却是茁壮粗大，跟玉米差不多。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初来这里，一时还真分不清。兵团的老职工说，你们知青们没来时，这里就没吃过粗粮，几百亩地的老玉米和高粱，那是给牲口预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