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小规模的下乡从1950 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一些热血青年( 主要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在先进事例和宣传口号的感召下,怀着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的美好理想,自愿从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到条件艰苦的西部农村锻炼,截止到1966 年,上山下乡人数已经达到129.28 万人。大规模的下乡开始于1967年,并在1968 年12 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变成行政命令。大规模下乡开始后,并不是所有青年都自愿下乡,部分初、高中毕业生不愿意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不愿意放弃求学、工作机会及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因此,政府只好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如以可能丢掉父母的工作相威胁,强迫初、高中毕业生下乡。 知青本意上应该包括“文革”期间所有在城市的初、高中学生,而本文所指的知青只包括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初、高中学生。受“文革”影响中断教育但没有下乡的适龄青年,在本文中属于对比组或参照人群。“文革”期间,所有城市的小学关闭了2—3 年,中学和大学在大部分时期处于停顿状态,既不录取新学生也不授课。虽然一些中、小学在1968—1969 年重新开放,大学在1972 年开始恢复招生。但是在“文革”结束前的这段时间,老师不允许照常规讲课,学生只能学习毛泽东语录或到实地向农民和工人学习种地或手工劳作。学生在毕业时(三年后) 都可以领到初中或高中毕业证(包括下乡的青年) ,即便他们根本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 Zhang et al.,2007) 。这意味着,在“文革”开始时(1966 年) ,高中毕业或在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俗称老三届高中毕业生) 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其次是1966 年初中毕业或在初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即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按年龄来推断应该为1946—1953 年前后出生的个体。因为高中在1966 年后基本上停止招生,因此1969 年以后下乡的多为初中毕业生。按时间推断1953 年以后出生的知青基本没有接受正规的初、高中教育。 当然,下乡政策也有积极的一面。该政策使知青给当时的农村注入了许多知识和活力,比如生活上的饮水卫生、男女分厕等生活细节到科教文化各个方面。在许多农村,小油灯和小水车让位于电灯和电动抽水机。马车、牛车队里,加进了拖拉机和农用汽车,对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虽然在1968 年以后,下乡政策已经演变成了行政命令,但不是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必须离开城市。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的城市,下乡人群占所有毕业生的比例差异很大。例如Bernstein( 1977) 所记录的,1974 年武汉市所有的适龄青年都下乡了,但大多数城市在这一段时期的下乡的比例都比这低得多。每一个城市每一年都有下乡青年的配额,各地下乡的政策根据配额的大小调整。当配额低于100%,就必须制定一个选择规则。有的城市要求一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而有的城市要求一个家庭只需要走一个①。这样的选择就使下乡青年的能力差别很大。此外,被选中的家庭也不是随机的。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和富农或在中国台湾或美国有亲戚的家庭优先被选中,干部或有关系家庭的孩子可能寻找其他途径逃避或能很快返城。 知青在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往往需要在地里劳作12 个小时,一周七天从不间断。一些知青被分配到非常远的村庄,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但当农业产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显著提高时,“一种成就感驱散疲惫,身心浸润在愉悦甜蜜的暖暖之中,从未有过的自信开始在心中萌生”②。许多知青都认为这种艰苦的劳作和艰难的环境,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意志更加坚强,这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Chen and Cheng,1999; Yang,2003) 。因此,下乡的经历像一把双刃剑一直影响着知青们以后的职业发展。
① 参见Bernstein ( 1977) 和Zhou and Hou( 1999) 。 ② 摘自刘亚秋( 20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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