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需要比较倾向分在同一个五分位点的下乡人群与没有下乡人群的收入差距,并根据每一分位点人群所占的权重计算总的收入差距。Dehejia and Wahba( 1999) 认为根据倾向分进行匹配得到的某一事件对收入的影响的结论比回归方法更为可靠。 五、下乡经历对知青工资的影响 由于1995 年的调查缺乏许多详细的数据,我们在后面的数据分析中,只应用了2002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表3 列出了公式( 3) 和公式( 2) 的OLS 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男性对于工资具有显著的正作用,这与许多其他研究的结论一致②,中国仍存在较严重的性别歧视。教育的年回报率约为8%左右,女性回报率高于男性,这与李实和丁赛( 2002)的结论相一致,略低于罗楚亮( 2007) 的结果。是否是党员、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年限及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的工资都起到显著的正相关作用。“文革”对于受影响群体的收入造成了显著的负作用③,该作用对男性更明显,此结论与Meng and Gregory ( 2002) 和Meng and Gregory( 2007) 用不同数据检验的结论相呼应。“文革”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中断,整个一代人受“文革”影响,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以及相应的收入有所减少。下面,我们分析那些在“文革”期间下乡的个体相对于没有下乡的个体的收入。表3第二部分的结果表明: 下乡经历对个体的工资有显著的正作用,特别是对于男性,其对收入的贡献率高于教育年限,此结论似乎与人们的预期相反,也有悖于人力资本理论。如第二部分背景知识所描述的,下乡的人群相对于没有下乡的人群,不是一个随机选择的过程,用普通OLS 回归可能产生较大的偏差,使结论的可信度降低。 ① Marcenaro-Gutierrez et al. ( 2007) 发现控制家庭背景后,学习成绩的作用不再显著,且如果等式包含家庭背景及学习成绩的变量容易产生多重共线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控制家庭背景后,不需要进一步控制学习成绩。②如Knight and Song( 2003) 用同样数据作了估算。 ③该变量为个体的出生年份是否在1946 年到1962 年之间的哑变量,即是否为受“文革”影响的群体。 ④控制变量还包括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的平方、党员,父亲的学历,母亲的学历,父亲是党员,省份和行业亚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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