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描绘了各年龄段知青和非知青的收入。图3 显示出各年龄段知青的收入基本相似,年长个体的平均收入相对于年轻人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1961 年和1962 年出生的知青个体较少,可能产生较大的误差,可以不予以考虑) 。整体来讲,知青的平均收入高于非知青的平均收入,但1953 年和1954 年出生的群体中知青与非知青的收入基本相同甚至略小于非知青的收入。按年龄来推断,这两个年龄段的知青在初中毕业时,正好是下乡政策执行最严格的两年,即1968 年和1969 年,当时学校基本停顿,工厂也停止招工,所以对于这两个年龄段的个体而言,是否下乡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或收入影响不大,从图2也可以证实这一观点。1961 年和1962 年出生的年龄组的教育年限差别也微乎其微。图3 的描述再次给我们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 挑战,知青( 特别是自愿下乡群体)平均收入高于非知青群体,是因为自愿下乡群体的能力普遍高于非知青群体,还是下乡的经历( 如意志的磨炼) 对于今后的收入有显著积极作用? 我们在下一部分通过计量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四、研究方法 文化大革命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看成是一次“自然实验”: 在“文革”期间的初、高中毕业生会受到实验的影响,即中断教育而下乡,我们把这部分受影响的人群记做Z = 1。而其他年龄组人群的教育年限受“文革”影响较小,也不太可能下乡,表示为Z= 0。实验组( 或处理组,treatment group) 为那些受影响的人群中下乡的知青,可以指定一个虚拟变量D。如果D = 0,表示受政策影响下乡的知青,而D = 1 则表示受影响的人群中没有下乡的个体,又称为对比组( control group) 。实验的结果对个体特征为X 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影响Y,可以表示为: 其中 ,Z = 1 意味着个体为受影响人群,D( Z) 代表实验的两种可能结果: 下乡或留守。下乡的人群组( complier) 受政策影响改变了他们的实验状态,因为没有“文革”他们可能不会下乡。假定下乡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中断,会减少预期工资。因此预期工资的变化,如果用C 来表示,可记为:受“文革”影响的人群中没有下乡的人群组,虽然政策最终没有改变他们的实验状态,即没有下乡。但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可能中断,或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质量降低,我们预期工资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公式( 2) 检验了下乡经历对知青工资的影响相对于不受“文革”影响人群的作用,而公式(3) 说明了受“文革”影响人群的工资与不受“文革”影响的人群的工资的差别,最后我们还可以探讨在受“文革”影响的人群中,下乡的知青相对于没有下乡人群工资有何影响,即: 下乡对于预期工资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作用: 一方面下乡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中断对于未来工资有负作用①,另一方面,下乡的经历可能磨炼人的意志,增加个体吃苦耐劳的精神,对未来工资有正的作用。也就是说公式( 4) 中的C 可能大于零,等于或小于零。 根据第二部分的背景分析,可知实验组和对比组不是随机的。1967 年以前,许多积极上进的青年主动下乡。1968 年到1972 年间,大部分青年经过各种动员被迫下乡,但也有一些个体更可能通过各种途径( 如下乡政策②、装病) 留下,1972 年到1977 年,大学开始恢复上课,工厂恢复招工,留下的适龄青年的比例逐渐增大。概括起来这一年龄段的青年可以如表1 分成四组。一组人在环境的影响下总是会下乡( Ⅰ) ,一组人因为自身因素( 如身体状况) 总是不会下乡( Ⅱ) ,第三组人受政策影响不得不下乡( Ⅲ) ,最后一组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逃脱下乡( Ⅳ) 。下乡的政策对于四组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根据受访者参加工作的年份及下乡政策,可以将下乡知青大体分为Ⅰ和Ⅲ两类。
①虽然正规的教育体系已经被破坏,留守青年也无法接受从前的教育,但还是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②家里已有一个或两个已经下乡( 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其他孩子可以留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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