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结论似乎再一次证明个体是否下乡对收入的负作用不太明显,这也呼应了其他关于“文革”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如Meng and Gregory ,2007) 。由于“文革”期间所有在学年龄的个体的教育都受到了影响,是否下乡,对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不大。相反,下乡人群可能受国家政策影响,有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此外下乡经历可能锻炼了个人的能力或如Li et al. ( 2010) 所述父母对下乡的子女有一种愧疚感对其有额外的照顾也可能也会形成这一群体的工资较高①。 六、知青收入分布差异分析 第三节的统计结果显示知青的平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背景情况均好于同年龄组个体的平均值,我们希望进一步调查这是由于部分知青的高工资提升了整体的平均工资还是知青整体的平均收入水平都比较高,也就是说知青收入不平等现象是否会比同年龄组人群更严重,知青的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现象是否严重。为了检验这个问题,需要对比知青与非知青群体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Generalized Entropy Measures(后面简称GE) 和不同分位点的收入比来检验知青收入分布的差距。GE 指数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达: 表5 的结果显示: 知青在较低收入组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同年组( 即1949 年到1959年出生) 整体及非知青群体的不平等程度②,但当α = 2 时,知青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更严峻,也就是说高收入组知青收入的差距大于同年组整体及非知青群体。此外,男性知青与女性知青的不平等程度,差别较大。男性知青相对于男性非知青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更严重,但女性知青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女性非知青。此外男性知青与女性知青收入的分布情况大相径庭。男性知青的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低于男性非知青的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而女性正好相反,这些结论暗含了下乡的知青主要分为两类: 一部分为家庭背景较好,能力水平较高的个体,这部分个体通过下乡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还以下乡为跳板获得了更多政策在就业、上大学和收入方面的扶持。另一部分知青群体,自身能力有限,家庭背景一般,可能由于下乡所带来的疾病、知识和技能短缺,使其在返城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特别是对于女性,使得女性知青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群体差别较大。 ①有学者指出,知青这个年龄层次可能主要依赖非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工资。收入差距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知青在返城后由于无工作,更多地选择了自己做生意。我们检验了知青群体与非知青群体在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发现非知青群体比重更高。 ②知青的分布在此年龄段更加集中,比较起来更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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